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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航船:揭露二战日本地狱船虐杀俘虏真相

发布日期:2019-08-22 20:40   来源:未知   阅读:

  《地狱航船》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之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

  这本《地狱航船》深度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详细描写了日军违背国际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残酷地虐俘、杀俘的种种细节,还写了生存绝境对人性的考验——既有同伴间互相帮助,也有相互间的自相残杀,正因如此,地狱航船愈发充满了罪恶。

  关于地狱船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则与潜艇密切相关。数以千计在陆地战俘营幸存的战俘,在日本船上遭到了盟军潜艇的鱼雷攻击而命丧大海。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盟军情报部门的指引下,很多“友军炮火”多次故意袭击这些船只。因为盟军破译了日军密码,盟军很可能了解船只运载的货物、目的地、每天的位置,这让截击变得更加容易。日本船并不清楚盟军对自己的行踪已了如指掌,也不知道盟军利用潜艇发动攻击。在海上死亡的约 21000名战俘里,其中 19000名死在了盟军潜艇或者飞机的“友军炮火”之下。

  格雷戈里•F.米切诺,出身美国海军世家,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历史学硕士,在美国论文顶级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其代表作《帕姆帕尼诺号潜艇:杀戮天使》享誉西方海军史学界。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2015年8月27日,我专程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30-3号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参观,看到日军视为军事机密而尘封已久的关押盟军战俘的原“奉天俘虏收容所”线日,阅读了范国平先生传来的格雷戈里•米奇诺(Gregory F. Michno)所著《地狱航船》译稿,感到该书所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各国官兵(士兵、水手、应征入伍的战士、职业军官)们向读者描绘了亲身经历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乏味、惊恐、痛楚…………

  人所共知,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1942年3月11日,美菲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离开菲律宾飞往澳大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留守吕宋岛的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联军。同年4月3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9日,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认为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巴丹半岛最高指挥官爱德华•金(Edward king)少将率军投降,7.5万多名美菲联军官兵被日军俘虏。5月,温赖特率坚守菲律宾最后防线万名美菲联军投降。至此,十余万美菲盟军被日军俘虏。有的战俘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从马里韦莱斯机场步行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奥唐奈战俘营。6天行军,战俘们遭到日军肆意殴打、侮辱和屠杀,路边随处可见战俘的尸体。这次行军暴露了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被称为二战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有的则被装入新田丸豪华邮轮,运往日本。15天行程,战俘只能挤坐在一起,不给水喝,有些人试着舔钢制舱壁上凝结的水汽。他们吃的是糙米粥,糙米粥里有时会有些散发刺鼻气味的白萝卜块,有时还有些腐烂的鱼头与内脏。因为粥太稀,很多人在两周时间里都没有解手,有些人则饱受痢疾的折磨。更残暴的是屠杀,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站在一个箱子上朗读公诉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很多日本军人。鉴于你们的所作所为,现在以复仇之名将你们处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接着一个,他们被迫跪在甲板上,日本兵手中挥舞战刀砍到战俘的脖子上,有人试图像旧时的武士一样一刀把尸体砍成两截。

  无论“巴丹死亡行军”,还是“地狱航船”,都反映了被“武士道”浸染的日本军人“崇强鄙弱”。强者向他施暴时百依百顺,对弱者却极尽施暴之能事,更凶更狠更惨无人道。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力主对外战争,甚至说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636-637页)日本是“文明和人道的保护者”。(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美国约翰•道尔在《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一书中指出:“日本高唱民族‘优秀’,无非是‘自恋’导向‘神化’,欺骗日本人和世界舆论罢了。”又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e)所说:“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赎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与刀:日本的文化类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这是对日本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诡异的思维和荒诞的民族性格最好的总结。

  日本把战俘运回本土或运到中国沈阳,送进战俘营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却要忍受饥饿、寒冷、体罚、细菌试验等非人待遇,导致许多战俘死亡。

  上述日本对战俘所造成的罪恶,严重违背了国际公法。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关于对待俘虏,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国际上有两国或多国间签订的一些条约、文件、章程、宣言等国际条约,在这些条约中均以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对待战俘的政策。日本有许多研究法规的学者,而且在军队中还专门配备了法律专家,因此对各国各类或国际条规不会不了解。

  1812年5月16日订于布加勒斯特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和平条约》,第9条作了规定:“现今两帝国中的所有战俘,不论男女,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应于本和约批准书互换后立即予以遣返,不得索取赎金或钱财。”(《国际法条约(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1856年3月30日订于法国巴黎的《法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和平友好总条约》第6条规定:“双方都应立即遣返战俘”(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536页)。

  1907年,日本加入了《海牙第四公约》。这是一个应对战争和交战国军民、战俘待遇的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专制独裁的军事指挥官不享有此项对待。诚如在文明国家中所推行之法律,战俘仍旧受其法律原则的保护,受“人道法则和公共道德规范”的保护。

  1929年7月27日,有日本参与的39个国家签订之《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条约》明确规定:“战俘应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战俘囚于不合卫生的地区或气候对来自气候适中地区的人员有害,应从速移送到气候较适宜的地区。”“应供给战俘充足之饮水,服装、内衣和鞋,应由拘留国供给战俘,上述衣服的更换和修补应获得经常的保证。”“任何战俘不得被使用于其体力不能胜任的工作”,等等。

  这些关于优待、遣返战俘或有关人员的条约,如果说日军官兵不甚了解,那么,一些随军国际法学家总不会不知道。1941年12月23日,日本公布《俘虏收容所令》。随后1942年1月22日开始,日本陆军省先后公布了《关于俘虏管理之件》《关于俘虏之通信限制之件》《俘虏派遣规则》《关于俘虏运输之件》《关于死亡俘虏通报之件》;同年7月27日,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公布了敕令第619号《关于对俘虏之寄赠品等之出纳保管》;11月7日,日本政府以法律第41号公布了《俘虏处罚法》。1945年3月16日,日本陆军省又公布了《关于俘虏劳务之件》。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有关战俘管理规定的文件计有97份。这些文件、办法应该是双刃剑,一是日军军官应贯彻执行,一是战俘要服从遵守。可实行起来,战俘管理的日军军官往往违规,对战俘百般虐待;战俘只能服服贴贴,一丝不差地遵循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将受到严罚。

  《地狱航船》记述了战俘死亡情况。1942年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14万人被塞到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设施的航船货仓里,当作货物运输,死于虐待和残杀的战俘达2240人。1943年死于地狱航船上的战俘为974人。1944年战俘伤亡为17383人,其中仅同年9月份就有9300名战俘因船不挂红十字旗被盟军击沉而葬身大海。1945年被转运的战俘普遍受到了虐待,地狱航船上战俘自杀、相互残杀的情况变得普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转运的战俘人数竟达12.6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2.1万余人,实在令人震惊。

  日本投降后,盟军战俘得以返回故里,许多人写了揭露日军罪恶的证词。《地狱航船》收录了不少战俘的战争回忆,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但即便如此,本书也无法“真实地描绘出地狱船上的战俘状况”。战俘普莱斯顿•哈伯德回到田纳西州克拉斯科威尔市奥斯汀州立大学当历史教师。“他认为地狱船上冰冷严酷的无尽恐怖不会让这段经历通过书籍记录下来。小说、电影都需要明暗对比,需要张弛有度,需要不同的观点,但是地狱船的黑暗世界如同长眠于地下的深渊,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那个世界没有幽默,没有阳光,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常规。这样的故事如同黑洞一样向自身塌陷,裹着光亮、呼号、理解陷入无底深壑。或许地狱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堕落、一种超过历史记录范围的邪恶存在。”(哈伯德:《未竟启示录》,第164页)。

  《地狱航船》一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问世,实在可贺!这本书虽然只是抛砖引玉之作,它将以一个新视角,让世界人民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侵略东亚,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恶;让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美国记者克里尔曼所说甲午战争时以杀人为荣的日本军人野蛮的“怪兽”行为(James Creelman,‘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The World,December 20,1894. New York),又在1931年至1945年重演了;提醒爱好和平的人们关注至今不承认侵略罪恶的日本右翼言行;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变种)复活可能性的警惕。

  至于盟军战俘在收容所中所受的虐待折磨,也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2年1月至1945年4月,日本在本国设立之善通寺、大阪、东京、函馆、福冈、名古屋、仙台和广岛战俘营,1942年在朝鲜、爪哇、泰国、菲律宾、马来、婆罗洲设立战俘营,还在中国上海和台湾、香港等占领的地区,建立了9所俘虏收容所,这些被俘虏的盟军战俘被关押在收容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押解到了奉天(今沈阳。1944年10月14日,日军又把将校级军官转押到奉天俘虏收容所笫一分所郑家屯,12月1日,又将关押在郑家屯的温赖特等高级将领转至四平西安县,即今辽源市,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笫二分所)。在所有战俘营里的战俘,无一例外地受到寒冷、饥饿、殴打、疾病、虐杀…………

  用史实说话。努力挖掘材料、认真整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对待各国战俘的政策、对管理战俘时的非人待遇应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平等年轻学人的努力值得肯定。

  对于数百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那些年的恐怖经历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二战为大量的书籍提供了素材,其中很多作品源自经历过那场战争人们的书面记述、回忆录等材料。士兵、水手、应征入伍的战士、职业军官…………他们向读者描绘了不计其数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乏味、惊恐、袍泽深情、光辉荣耀…………

  但是很多战争幸存者不愿或者不能分享他们的经历,多数归乡的战俘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尽管战争刚刚结束时,部分战俘把自己的经历公诸于众,但很多有这种经历的战士仍然无法坦然谈论那段战俘生活。被敌军俘虏的事实让他们不愿开口,讲述那段往事如同再次体验痛苦的经历,这些都是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创伤后的障碍心理使他们的沟通能力受到限制,很多人对自己的存活产生负罪感,有些人对自己为了保命被迫做出的举动羞愧难当。这些“精神麻痹”问题让幸存者在战后多年依旧无法谈论自己的经历。[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第236-237页,248-250页。]

  在最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终于敞开心扉。一旦发声,他们的言语如同堤坝决口,滔滔不绝。有过战俘经历的罗伯特•哈尼(Robert E. Haney)把自己的战后生活比喻成饱受折磨、囚禁在牢笼中的火龙。他为自己设下防线,不让自己接触任何可能勾起回忆的事物。可是,时间不能医治所有的痛楚,他悲恸心伤,只会把伤痛埋葬在浅表的墓穴之内。[罗伯特•哈尼《笼中龙》(Caged Dragons),第245页。]

  正如哈尼书中所述,日军抓获的战俘遭受了残酷的非人待遇。虽然日本当局曾在呼吁人道对待战俘的1907年《海牙公约》上签字,但日本拒绝认可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这一决定给日军俘获的战俘带来了无尽灾难。曼尼•劳顿(Manny Lawton)的《部分幸存》(Some survived)、普莱斯顿•约翰•哈伯德(Preston John Hubbard)的《未竟启示录》(Apocalypse Undone)、范•沃特福德(Van Waterford)的《日军治下的战俘》(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Jefferson,N. C. :McFarland,1994)等最近出版的战俘纪录类书籍详细描述了战俘们的被俘经过,以及战俘营中充斥的殴打、疾病、饥饿,还有最终获救等事件。新加坡投降事件已经大白于天下,巴丹死亡行军事件被无数次讲述。然而,在日军地狱船上的战俘九死一生的经历却鲜有人提及。有些书籍曾向地狱船上的战俘表示感谢,但是书中只有一段,至多有一章的内容涉及地狱船(比如:沃特福德在书中有一章写地狱船;道斯(Daws)在《日军治下的战俘》(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New York:William Marrow,1994)一书中以创纪录的页数撰写了地狱船;科尔(Kerr)在《投降与存活》(Surrender and Survival)中涉及了地狱船,但重点却是描写菲律宾美军的经历)。现在,还没有专门论述地狱船的书籍。与这种情况不相配的事实是,大量战俘曾经表示在地狱船上的生活是他们毕生的梦魇。这本《地狱航船》,应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

  关于地狱船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则与潜艇密切相关。数以千计在陆地战俘营幸存的战俘,在日本船上遭到了盟军潜艇的鱼雷攻击而命丧大海。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盟军情报部门的指引下,很多盟军舰船多次故意袭击这些船只。因为盟军破译了日军密码,盟军很可能了解船只运载的货物、目的地、每天的位置,这让截击变得更加容易。日本船只并不清楚盟军对自己的行踪已了如指掌,也不知道盟军利用潜艇发动攻击。在海上死亡的约21000名战俘里,其中19000名死在了盟军潜艇或者飞机的“友军炮火”之下。尽管盟军对抗日军的死亡率比盟军对抗德军的死亡率糟糕的多,可是各自减去盟军葬身于同胞炮火之下的人员得出的死亡率却不相上下。(这说明死于日军之手与死于德军之手的盟军数量与各自所投入兵力的比率大体相当。同时也说明与日军作战时,盟军葬身于同胞炮火之下的死亡人数比较多。——译者注)

  我们能够真实地描绘出地狱船上的故事吗?普雷斯顿•哈伯德(Preston Hubbard)认为:绝无可能。哈伯德曾经当过战俘,现在是田纳西州克拉斯科威尔市奥斯汀州立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师。他认为地狱船上冰冷严酷的无尽恐怖不会让这段经历通过书籍记录下来。

  小说、电影都需要明暗对比,需要张弛有度,需要不同的观点,但是地狱船的黑暗世界如同长眠于地下的深渊,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那个世界没有幽默,没有阳光,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常规。这样的故事如同黑洞一样向自身塌陷,裹着光亮、呼号、理解陷入无底深壑。或许地狱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堕落、一种超过历史记录范围的邪恶存在(哈伯德《未竟启示录》,第164页)。如果通过绘画、电影、小说反映战俘在地狱船上的经历,哈伯德的话或许没错,幸运的是(或者如同事件本身,不幸的是)本书并非小说。事实绝不会依照艺术的原则而存在。

  在筹备该书的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我帮助。我要在此感谢身为潜艇军官兼作家的约翰•奥尔登(John A. Alden),他对手稿提出了批评意见,并且无私地提供了从日语原文翻译成英文的珍贵资料;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帮我找到了很多盟军截取的日军情报以及各种信息资料;感谢小克雷•布莱尔(Clay Blair),感谢他允许我使用他录制的访谈;感谢康涅狄格州克罗顿市潜艇部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查到了所有的监控日军船只的报告;感谢巴丹(Bataan)和克雷吉多(Corregidor)老兵协会在美国《铁拳》杂志上刊登了我寻求协助的请求;感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北极星》杂志,他们为我刊登了求助声明;感谢旧金山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对本书的支持。

  为了完成这本书,我查阅了很多书籍资料。许许多多的人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在我著书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帮助。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他们中有曾经的战俘,有潜艇官兵,也有一些是普通公民,总共有50位之多。他们的书信、采访记录、录音为这本书增添了更多的个人色彩。尽管有时候揭示内心深处的想法并非易事,但他们仍竭尽全力给我提供帮助。在爱国主义与为国牺牲显得过时与陈旧的今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当代人照亮那一代人所走过的世界一隅。

  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日本帝国的海军、陆军横扫中国、东南亚等西太平洋地区,鲸吞了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数以亿计的人民生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几个星期内,迅速占领了关岛、威克岛、香港,并在菲律宾、马来半岛、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登陆。1942年2月,英国自认为不可攻陷的堡垒新加坡沦陷,苏门答腊和爪哇遭到攻击。6个星期的时间,日本已经扩张到缅甸,北部直抵阿留申群岛,南部到达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直接威胁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重要交通线。

  这段时间的战争中,有超过30万名盟军士兵阵亡、受伤、被俘。投降人数众多的几次战役如下:在香港有1万4千名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投降;在爪哇有2万5千名荷兰士兵、7千名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士兵投降;在菲律宾有7万5千名美国与菲律宾士兵投降。投降人数最多的战役发生在新加坡,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投降人数最多的大灾难”。一次战役共有13万名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士兵向兵力劣势的日军投降,这次战斗是日军陆战史上最大的胜利。1

  日本陆军并没有准备好接纳数量如此众多的俘虏。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俘虏呢?过了一段时间,日军释放了一些为荷兰军队效力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和为美国效力的菲律宾士兵,并且成功地策反了部分印度士兵对抗他们原来的宗主国——英国。这些举动经过精心策划,为了配合日本“解放亚洲人民”的宣传而实施。尽管如此,日军手上仍然有14万名白人战俘。2

  在日军对战俘处理做出长期规划以前,首先要把他们从战争最前线的地区转移出去。而转移战俘的工作最早从关岛开始。1941年12月10日,日军第144师团大约6000名士兵在岛上登陆,岛上美国守军的数量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美国守军司令、关岛副总督、军港指挥官唐纳德•吉尔斯(Donald T. Giles)对美国政府牺牲守军的做法极度失望,称之为“耻辱的牺牲”。几百名美国守军仅仅配备了手枪和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在抵抗了短短20分钟之后旋即投降。在这场短暂的战斗中,美军有17人阵亡,38人受伤。

  一个月后,即1942年1月10日,美军战俘吃到了一顿不同寻常的丰盛午餐:肉、冷土豆、少量咖啡。日本人通知他们乘船南下,只需携带热带衣物即可。在阿普拉港的佩提海军船厂,战俘们登上了吉尔斯口中所说的美丽客船阿根廷丸——一艘航速20节的豪华邮轮,重12755吨,可以承载800名乘客。这艘船曾经往来于远东和南美洲之间,而后被征召用于运兵。虽然是豪华邮轮,可是战俘得到的待遇却与日军有天壤之别。关岛总督在甲板上试图向日军指挥官解释美军投降的原因,却遭到对方掌掴。

  日军指挥官吼道:“你和你的手下由于懦弱无能才投降,我们会用相应的待遇招待你们,你们会得到人类身体能够承受的所有惩罚。”而美国战俘们,则很快了解了日军对战俘的态度,他们被赶到4层甲板之下,被塞进4层架子里,8个人并排躺下,躺下后脸距离上一层架子的距离很小。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卫生设施。吉尔斯说,虽然这是豪华邮轮,可是设计时从没有想到它会被用来运送战俘:“如果加上锁链,我们的处境就和奴隶没有区别。”3

  在战俘们猜测船会驶向哪个“热带”地区的时候,阿根廷丸却驶向了北方。邮轮没有舰队护航,也没有呈“之”字形蜿蜒前进,吉尔斯担心会遭到潜艇攻击。气温越来越低,好像“一桶桶的泔水”的食物从上层甲板成排地吊下来。水兵二等兵约翰•加里森(John B. Garrison)抱怨被迫待在发动机的正上方,而且每天只能去甲板活动1次。他估计被俘的人有300名军人和400名平民,所有人只能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在钢架子上。加里森在投降时体重140磅,到达日本时体重减到110磅。尽管饥肠辘辘,他还是不习惯腌萝卜配米饭这样的粗劣食物,觉得这些东西难以下咽。吉尔斯司令说,曾经做过日本战俘的人以后再也不会抱怨食物不好了。4

  1月15日早晨,阿根廷丸驶入了濑户内海,在四国岛的多度津港抛锚停泊。战俘们并没有为应对寒冷天气做好准备。吉尔斯回忆,战俘中有420人被带到距离多度津港东南8公里的善通寺战俘营,这是在日本建立的第1个战俘营,由预备役士兵管理——他们还能够为战俘着想,尽管战俘们的新居所条件之差令人震惊,可是综合看来,这座战俘营要优于日本帝国的其他战俘营。5

  和关岛守军相比,威克岛守军的确打了一场漂亮仗,他们在1941年12月11日击退了日军的第1次入侵。日军海军少将梶冈定道6率领一支小型部队,在轻巡洋舰夕张号上指挥由6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由于舰队过于靠近海岸,遭到了海岸炮兵部队和飞机的突然袭击。驱逐舰疾风号、如月号被击沉。疾风号是二战以来日本损失的第一艘战舰。于是梶冈率领部队撤退。12月23日,梶冈带领增援部队再次进攻,在投降之前,美国守军给日军造成了极大损失,近500人伤亡,而美方仅仅阵亡了14名海军陆战队员和14名平民。因此,在美军投降,日军包围美军时,日军非常粗暴地对待美军,用咒骂、脚踢、枪托击打维持秩序。战俘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衣服被扒掉,脖子被绳圈捆住,双手被绑缚在背后。一名美军士兵回忆:“他们(日军)把我们脱得精光,我们的四肢都被捆住。”然后战俘被排成行,3挺机枪架在面前。就在战俘们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一艘船划向岸边,身着洁白军装的海军少将梶冈下了船。他命令机枪射手卸掉机枪子弹带,战俘们才意识到自己暂时得救了。¬7

  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近1600名美国战俘被带到飞机场,梶冈说服了日本陆军指挥官,翻译宣布了梶风与陆军指挥官讨论的大致结果:“天皇施恩,饶恕你们的性命。”在一大片赤身裸体、四肢被捆绑的战俘后边,身为平民的建筑工人克拉荷马•阿特金斯(Oklahoma Atkinson)和哈利•杰弗里斯(Harry Jeffries)看着这一幕,语带嘲讽地说:“谢谢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最终,战俘被安置到了兵营里,一直待到1942年1月11日。除了388人之外,其他人都接到命令前往海滩,他们将被送往日本。在登船之前,战俘身上被喷了气雾剂,乔治•麦克丹尼尔(George W. McDaniel)下士称之为“难闻的杀虫剂”,然后日本兵让他们分批上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日军通过绳梯让战俘上船。登船之后,新看守因为没有钱物可抢对战俘咒骂踢打。战俘遭到竹杖殴打,然后1187人被塞进了前边的货舱。

  运送战俘的船是1939年建造的排水量为17163吨的新田丸豪华邮轮,它于1942年1月12日驶向了横滨。这艘邮轮的时速可以达到22节,创下当时跨太平洋船只速度的纪录。邮轮额定运载278名乘客,而战俘们完全找不到豪华邮轮的感觉。在拘押过程中,日军命令战俘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要保持绝对静止,敢做一点活动的人就要遭到殴打。据麦克丹尼尔回忆,他们在15天时间里都要安静地坐着。他们的厕所是一个5加仑的大桶。日本人不给他们水喝,有些战俘试着舔舐钢制舱壁上凝结的水汽。他们吃的是糙米粥。因为粥太稀,很多人在两周时间里都没有解手,有些人则饱受痢疾的折磨。平民俘虏阿特金斯和杰弗里斯回忆,糙米粥里有时会有些有刺鼻气味的白萝卜块,有时还有腐烂的鱼头与内脏。有些人虚弱得都不能移动到马桶上去解手。布莱特•歌德波尔(Bryghte D. Godbold)没有遭受到这种严苛的虐待,他和一小部分人被安置到一间貌似收发室的房间里,那里日本人为年长的美军军官还提供了几个铺位,年轻些的军官就睡在甲板的垫子上。歌德波尔可以吃到米饭、汤、腌菜,每天还可以喝到几次茶。条件虽然艰苦,但并没有遭到虐待。他说,那种条件大概就相当于人们预想中的战俘待遇。而离收发室不远的大多数战俘则把在新田丸上的航行称为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8

  新田丸北上,在隆冬时节接近日本,战俘们只有薄薄的棉毯,远不足以御寒。1942年1月18日,引擎停止了轰鸣,船停靠在横滨。为了庆祝回家,日本兵打开了舱门,向战俘投掷雪球。日军让威克岛司令詹姆斯•德福罗(James P. S. Devereaux)少校、温菲尔德•坎宁安(Winfield S. Cunningham)中校以及其他几名军官梳洗干净,来到上层甲板,让他们保持微笑,然后拍照,用于新闻宣传。而后这些照片出现在后来出版的英语杂志上。作为他们合作态度的奖励,日军允许他们给自己的亲属发电报。其他20余人:小乔治•波特(George•Potter)少校、保罗•帕特曼(Paul A. Putman)少校、坎贝尔•基恩(Campell Keene)中校等航空和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则被留下作进一步审问。审问结束后,大约有12人被送到善通寺战俘营。9

  当1月20日航行结束之时,虐待变成了虐杀。到达横滨后一两天,5名战俘被带了出去,他们是弗兰克林、兰伯特、冈萨雷斯、汉纳姆、拜雷,5人都有航空兵的经历。他们被带走时可能以为自己不过是接受审讯罢了,但其他战俘却再也没见到他们回来。戴着眼罩、五花大绑的他们,被带到甲板上的时候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周围站着150多名日本兵和船员。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站在一个箱子上朗读公诉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很多日本军人。鉴于你们的所作所为,现在以复仇之名将你们处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接着一个,他们被迫跪在甲板上,手中挥舞着战刀的日本兵走到他们身后。一名日本水手回忆当时的情景:“战刀划破空气发出了呼啸之声,砍到第一个战俘的脖子上,尸体无声无息地倒地,一半躺在垫子上,一半躺在木制甲板上。”在日军士兵的掌声中,战刀又在空中4次划过。然后有人试图像旧时的武士一样一刀把尸体砍成两截。斋藤命令把尸体靠着大木桶挂起来,作为刺刀练习之用。最终,人群散去,尸体被扔进海中。斋藤在当晚邀请客人到自己的舱中庆祝。

  1月23日,新田丸到达中国的上海,然后沿黄浦江航行至吴淞。战俘行走了8公里后才到达战俘营——7幢被电网环绕,没有供暖设施的木制旧兵营。一周后,在北平、天津被俘的海军陆战队员也被关进了这座战俘营,使战俘人数高达1400多人。在美国看到的是经过日军审查的报道,内容不实,而美国本土对此并不知情。丹•迪特斯(Dan Teeters)在威克岛担任平民建筑工人主管的职务,他的妻子以为战俘的待遇很好,并对撰写美国工程营故事的威廉•布拉德福•休伊(William Bradford Huie)说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战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红十字会的包裹运抵战俘营,尽管没有御寒的衣物,她却在报告中写道:“没人遭受虐待。”10

  和入侵菲律宾、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相比,关岛和威克岛的军事行动规模很小。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当天,1941年12月8日整个西太平洋遭到攻击,日军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哥打巴鲁登陆。12月到1月,日军步步紧逼,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御部队连连后撤,最终撤向新加坡。日军似乎锐不可当,新加坡地区一片混乱。同时,舰队的到来更是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新加坡。日军飞机、战舰在几天时间里攻占了新加坡。1942年2月5日,日军的俯冲式轰炸机炸沉了16909吨的盟军运输船亚洲女王号,船上载有英军第18师的将士们。2月13日到17日之间,小型辅助船只、炮艇、布雷舰、汽船等70多艘船只在逃跑时被击沉。11

  一个典型的撤离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2月12日,在新加坡陷落3天前,一艘小型汽船温那布鲁克号载着200多名老人、妇女、儿童和65名澳大利亚护士、修女撤离。两天后,在苏门答腊岛北部,这艘船由于失误与日军舰队遭遇——日军舰队担任保护航空母舰龙骧号的任务。温那布鲁克号遭到轰炸并沉没。幸存者向最近的海滩游去。其中一群人,包括22名护士和一些伤员在邦加登陆,而后,另一艘沉船上的25名幸存者和他们会合。一队日本兵截住了他们,把所有人分成两组,一组男人,一组女人。男人被带到了海岬另一边,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只听到一阵枪声。过了一会儿,日本兵回来了,边走边擦拭步枪和刺刀。他们命令22名护士和1名平民向海里走,一直走到齐腰深的海水处,然后日军开枪射击。护士费雯•布尔温克(Vivien Bullwinkel)背部中弹,倒在波涛之中,身体随着海浪翻涌上下,10分钟后被冲回岸边。这时日军已经离开。布尔温克是唯一的幸存者,她急忙穿过海滩,在热带雨林里藏身。另一群上岸的护士也被捉住,尽管没有被处决,其中的8人后来仍在战俘营中死去。不久之后,无论盟国士兵还是平民很快知道了落入日军手中的下场。12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同一天,日军在苏门答腊岛登陆。19日,日军到达巴厘岛,海军中将近藤信竹率领自己的航母舰队进入了帝汶海,向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发起进攻,致使盟军11艘舰船损毁,9艘舰船沉没,其中包括美国运输船梅格斯号和驱逐舰皮尔里号。27日,包括56艘运输船在内的入侵舰队接近爪哇西部,另一只拥有41艘运输船的入侵舰队接近爪哇东部。运输船上的物资虽然吸引人——值得攻击,可是周围战舰数量庞大的美、英、荷、澳(ABDA)联合舰队不敢在泗水港附近轻举妄动。最后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卡雷尔•道尔曼(Karel Doorman)下令出击,战斗的结果是己方损兵折将。2月27日,在爪哇海的战役中,联合舰队损失了荷兰驱逐舰考特纳尔号、英国驱逐舰厄勒科特拉号和木星号、荷兰轻型巡洋舰爪哇号和德•茹特号(联合舰队的旗舰),联合舰队司令道尔曼阵亡。同时,在爪哇南部,水上飞机母舰兰里号被飞机炸沉。受损舰艇撤离战场,在腥风血雨的3月1日投降。近藤的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在圣诞岛南部追踪到了驱逐舰艾兹尔号和皮尔斯波利号,并将两舰击沉。美国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和澳大利亚轻型巡洋舰珀斯号在爪哇西部与日军入侵舰队遭遇,一场恶战之后在巽他海峡沉没。盟军舰船试图逃离变成陷阱泥潭的爪哇海,然而,曾经击毁德军小型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的英国重型巡洋舰艾克赛特号、英国巡洋舰遭遇号、美国巡洋舰教皇号后来也都在日军飞机、舰艇的攻击下葬身海底。13

  战争中盟军一败涂地,日军在海战中抓获的战俘数量大增。盟军在爪哇南部的驱逐舰艾兹尔号营救了兰里号上的177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了补给舰佩科斯号上。回到爪哇后,艾兹尔号被日本重型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击沉,只有5名幸存者回到岸上,其他人都沦为战俘,最终死亡。盟军补给舰佩科斯号载着670人撤离到弗里曼特尔时,被日军航空母舰苍龙号上的飞机击沉。幸运的是,巡洋舰惠普尔号成功营救了232人,并最终把他们送到澳大利亚。3月2日,英国驱逐舰要塞号又在同一海域遭到日军重型巡洋舰摩耶号的拦截,在狂轰滥炸下沉没,50名幸存者被荷兰汽船杜美尔•范•推斯特号救起。然而,这艘汽船却随即被日军俘获了。这些人最终仍然被俘,之后被押到了摩耶号上。

  在爪哇海战中落入海中的幸存者只能听天由命,他们的生死取决于在什么地方落水、漂流、其他船只上的舰长是否能够发现他们。海军上尉亨利•曼森(Henry G. Munson)指挥的美军潜艇S-38在巴韦安岛附近巡逻,并不知道海面上双方舰艇鏖战正酣。28日晚,潜艇上其他队员让曼森来到舰桥上。水面上的黑影可能是船只残骸,可能是舢板,他不能确定,于是命令S-38潜艇加速前进,并让炮手组到潜艇上部观察。当潜艇接近黑影时,听到黑影处有人喊道:“上帝啊!还没完啊!”

  S-38潜艇浮上水面,把幸存者从救生艇和漂浮的残骸上救到潜艇上来。营救行动非常急迫,最后一个人获救时,天际隐隐可见黎明的曙光。共有54人获救,他们个个口渴难当,浑身油污,而且被火烧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1人濒临死亡。他们都被送到安全地区。这是潜艇第一次参与救援行动,以后有潜艇参与的救援行动仍有很多。比如海军上尉詹姆斯•邓普西(James C. Dempsey)指挥的S-37潜艇救了曾在德•茹特号上的2名美国水兵,这艘潜艇还为一艘荷兰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留下过5天的食物。14

  日本驱逐舰天津风号也在这一区域活动。海军中佐原为一的舰艇是保护爪哇东部日本入侵部队的护卫舰之一。2月26日,他看到了一艘白色舰艇,便停下仔细观察,发现那是荷兰船只奥普•特•努特号。该船建造于1927年,是一艘重达6076吨的客船,最近改建成了医疗船。他迅速让自己的船靠近本方的补给船队,及时退后参与了爪哇海战。战斗过后,天津风号燃油不足,奉命护卫被俘获的普•特•努特号前往婆罗洲。

  在经过巴韦安岛西部96公里处,原为一发现100多个白人被困在漂浮的船只残骸上,所有人都挥舞着手臂大喊:“水、水!”

  原为一说道:“那种场面太可怜了。我对即将溺毙的敌人并没有私人感情上的仇恨,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的船太小,至多能够搭载40到50人。我怎么能只挽救一半幸存者呢?”他通过电报向上级请示,在船逐渐靠近时,让手下1名会讲英语的中尉告诉那些幸存者们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来救他们。把医疗船送到马辰后,天津风号加满燃油,返回了出事地点,但那些在海上漂流的幸存者已经无影无踪了。15

  巡洋舰艾克赛特号在爪哇海战役中受创,与遭遇号、教皇号一道沿着婆罗洲海岸航行,试图前往锡兰。然而当时的情况可谓四面楚歌,日本重型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足柄号、妙高号,以及其他巡洋舰、飞机共同俘虏了这几艘战船,艾克赛特号首先遭到炮击起火,遭遇号不久也步其后尘。

  接到放弃艾克赛特号的命令后,海军上尉杰弗里•布莱恩(Geoffrey Blain)平静地脱掉鞋子,把鞋子放在护栏旁边,跃入水中。放弃的战船渐行渐远,布莱恩和几百名官兵身着救生衣在海面上下起伏。据其描述,夜幕降临后,海水仍然保持温暖,可是身体未浸入海水的部分却感到阵阵寒意。他们没有遇到鲨鱼,但是有人被海蛇咬伤了。第二天早晨,两艘日本驱逐舰出现在海面上,布莱恩回想起来时觉得相当讽刺,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多想,只为双脚能够再次踏到坚实的甲板上而庆幸不已。

  日军驱逐舰稻妻号在舰长竹内肇的指挥下救起了376人;由滨中秀一担任舰长的山风号救起了大约300名英国水手。布莱恩回忆道:“日本海军的行为可谓楷模,在我3年半的战俘生活中,那时是日本士兵对待战俘最好的时候。”“在前往马辰的途中,日军对我们比较照顾,给我们发了一餐浓缩奶和饼干。不过这样的待遇并没能持续下去。”16

  在艾克赛特号和遭遇号相继沉没之后,一战时代的四烟囱旧舰教皇号似乎有了逃脱的一线生机,教皇号且战且走,向东方撤退。但是由于舰船老旧,加上日本近距离的炮击,教皇号最终没能逃过一劫。它弹药耗尽,在遭到连续撞击后,第三锅炉房的墙壁塌陷,水下的爆炸让船体受损,左舷螺旋桨轴承弯曲,导致该螺旋桨无法运行,爆炸炸裂了船身接缝处,海水涌入,迅速注满船舱,露天甲板沉到与海面齐平的位置。舰长威尔福德•布林(Welford C. Blinn)下令弃船。船员在船上安装了爆破装置,这时1枚炮弹恰好击中了已经由于船体下沉而上扬的船头,教皇号遭受了这最后一击,随即沉入海底。

  教皇号沉没后,奇迹出现了。只有1人死亡,143人幸存,幸存者在救生船、救生筏、海面上挣扎求生。布林命令用绳索把所有小船和木筏连在一起,定量分配储备的少量食物和淡水,希望能够被友军的潜艇发现。晚上,他们发射了红色的信号弹,伴随着诡异红光,信号弹只是瞬间照亮了孤寂的海面,并没能招来救援。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天色灰暗的清晨,幸存者们开动了救生船引擎,希望救生船能够拖着筏子到达爪哇。午夜时分,他们发现了4艘日本驱逐舰,但是他们希望被友军搭救,于是熄灭引擎,保持安静。敌舰在距离这群人约900米的地方驶过,没有发现他们。3月3日,救生船用完了汽油,一架日军海上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片刻,然后飞走。食物和淡水也即将耗尽,很多人认为毕竟被俘要强于在海上遇难,当天晚上食物也吃完了,幸存者们只能等待。夜晚皎洁的月色在海面粼粼细波上洒下点点银光,人们准备度过另一个孤独的夜晚。这时,一个庞大的黑影在海面上时隐时现,1名信号兵点亮了防水的战时照明灯,黑影减速,并且用灯光回应。这黑影就是日军舰艇稻妻号,它在把艾克赛特号幸存者卸下船后返回了这片海域。有人用日语问话,精通日语的海军上尉威廉•威尔森(William R. Wilson)迅速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困境。稻妻号随即靠近,并在船边放下了绳梯。

  一上甲板,海军上尉约翰•米歇尔(John J. A. Michel)就被2名日本水兵牢牢抓住,第3个人向他喷射碳酸混合剂,第4个人迅速搜查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钱包和祈祷用的小念珠串。迈克尔被带到舰艇前部的船楼里,在那里已经关押着其他军官,屋子里草草地铺着帆布和床垫。他顺从地遵守日军的安排,尤其在领到一块硬面饼和一杯柠檬口味的热饮料后,迈克尔感到很高兴。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东西后,倒头美美地睡了一夜。17

  盟军船只逃往爪哇的途中,越来越多的人被俘。日军驱逐舰雷号发现并试图缴获一艘荷兰补给舰,但对方船员却凿沉了船只。尽管舰长工藤俊作没能俘虏补给舰,但仍然抓到了敌方的船员。雷号把俘虏聚集在一起,押往马辰。

  下一个在日本海军面前败下阵来的是美国潜艇鲈鱼号。2月25日,鲈鱼号离开西里伯斯岛后,舰长大卫•赫特(David A. Hurt)准备在海面上趁夜色攻击一艘日本商船,但日本商船尾部隐藏的大炮却击穿了潜艇指挥塔的导流装置。鲈鱼号遂放弃了进攻计划。3天后的夜里,鲈鱼号接到爪哇海战的消息,并接受命令前往战场。3月2日清晨,离泗水北部约32千米处,鲈鱼号在水面上为蓄电池组充电时被在该海域巡视的日军驱逐舰天津风号发现,舰长原为一命令船舰急速转身发动攻击,霎时间百炮齐发,其中数枚炮弹击中了指挥塔。日军驱逐舰初风号配合原为一的攻势从后边进攻。赫特通过潜望镜发现了敌舰,命令艇首以零角度下潜至61米。不幸的是,当地海深仅有42. 7米。鲈鱼号重重地撞入海底淤泥之中,此时天津风号呼啸而过,向海中的潜艇连续投射深水炸弹。赫特命令关闭发动机,初风号也向潜艇投射深水炸弹,在潜艇周围爆炸。鲈鱼号最终在一连串的攻击下严重受损:发动机室的测量装置损坏无法使用,后蓄电池组的气室泄露,潜艇外壳塌陷,蓄电池组支离破碎,控制室里的舰艇排水管道进水,控制塔向内凹陷,2号潜望镜卡住,船员的洗手间被炸毁,几个舱室进水。船员们只能默默等待。

  海面上的天津风号声呐系统探测不到潜艇,整个海域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原为一洋洋得意,相信已经彻底击毁敌舰,开创了天津风号“首杀”先河。于是两艘日本驱逐舰离开了战场。赫特暗自庆幸,等到水面上没有了敌舰动静,命令发动潜艇。在一番挣扎努力之后,鲈鱼号在凌晨3点浮上海面。此时日军的驱逐舰仅仅离开了数分钟。

  黎明之前,船员登上潜艇顶部检查损坏程度,天线和闪光灯无法使用,一号主发动机故障。雪上加霜的是,潜艇浮上海面1个小时后,又被两艘日本驱逐舰发现,并且朝这个方向驶来,这两艘驱逐舰是潮号和涟号。赫特命令下潜到海底,这次潜艇换个地方下潜到了61米,但是日军驱逐舰已经发现了潜艇,并且分几轮投下深水炸弹,1号和3号主镇流器箱被炸坏,发动机水循环管道泄漏,潜艇艇首凹陷,传动装置板烧毁,1号和2号管道中的鱼雷过热,军官舱外部船体凹陷,电路与电话通讯装置失灵。在这次攻击之后,日军驱逐舰相信彻底击毁了潜艇,再次扬长而去。但是潜艇这次没能从海底的淤泥中脱身,船员们在海底待到了天黑,然后丢弃所有压仓物,开足马力,希望能够再次浮出海面。

  整整13个小时,船员们在忍受着孤寂,全力抢修。大约晚上8点,赫特命令开足马力出发。经过几次尝试,不断前进后退,鲈鱼号终于从淤泥中脱身,并于3月2日晚上9点左右浮出水面。船员们要航向距此2700千米远的澳大利亚,不知道潜艇以当时的状况能否再次下潜。鲈鱼号艰难地向东方航行。第二天日出前一个小时,赫特决定尝试下潜,测试潜艇当时的性能,可是没能成功。潜艇可能会沉没,因为船员无法及时把海水从潜艇中排出。丢弃了所有压仓物后,鲈鱼号勉强在海面上行进,可是发动机室里的海水已经上升到了发动机附近,只有把排水泵开到最大才能保持潜艇浮在海面之上。

  在日出之时,他们的好运到此为止了。日军驱逐舰的出现让本就糟糕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加上赶来的日军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潜艇陷入绝境。赫特命令让潜艇下沉后弃船。鱼雷兵山姆•辛普森(Sam Simpson)冲进控制室,说最好赶快行动,因为潜艇已经开始下沉。然后他跑出指挥塔,来到船尾,坐下来脱掉鞋子。依照命令打开进水阀,让潜艇下沉。9名军官和53名船员从侧面跃入海中。辛普森在海中漂浮,敌舰的枪炮如同喷泉一般吐着火舌涌射而出,鲈鱼号向后倾倒,然后艇首升起,从船尾开始缓缓下沉。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潮号在舰长上杉吉竹的指挥下打捞起了所有美军船员,驶向婆罗洲。18

  在日本海军的“协助”下,美、英、荷、澳联合舰队船员在马辰大会合。艾克赛特号、遭遇号船员被安置在一艘旧补给舰中,里边仓促修建了4层木制甲板,用于运送日本兵。海军上尉布莱恩说道:“尽管我们知道日本士兵的待遇和我们差不多,可是这并不能给我们任何安慰。”舱门是打开的,布莱恩抱怨在阴影处的温度也能达到32℃,而且还说:“根本没什么阴凉的地方,而且补给船内部没有通风设施。”

  战俘在热浪滚滚的船上坐了3天,日军有水,可是战俘却没有容器盛水来喝。由于炎热,战俘纷纷倒下,于是日军分批带一些战俘到甲板上去透气。经过了一天酷热的考验,战俘们还要忍受干渴、讯问,奥普•特•努特号被拖着航行。日军布雷舰在海港停泊,日舰上的水兵协助装载、看管900多名战俘,这些战俘被转移到医疗船上。据布莱恩回忆,医疗船上比补给舰干净凉爽,但是荷兰战俘却回避他们,甚至拒绝接受治疗。一名医生说:“你们还想怎么样?你们不过是战俘而已。”英国战俘吃日军提供的饭团,而荷兰战俘则公开吃原来自己军队配给的食品。

  日本驱逐舰天津风号在爪哇海上追击盟军潜艇,几天后回到马辰,补充燃料和粮食。原为一在视察医疗船时,还惦念着一个星期前在巴韦安岛附近曾经看到的在海上漂流的水兵。后来得知这些人都已经获救,而且奥普•特•努特号载着近1000名战俘的时候,他倍感欣慰。看着这些战俘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原为一想起了自己担任军校学员时的情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他许下誓愿永远不要被俘。不久,奥普•特•努特号起锚向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驶去。

  同时,潮号载着从鲈鱼号潜艇俘虏的海军直接来到望加锡,稻妻号也于次日,即3月5日到达望加锡港口,直接把教皇号上的幸存者带到了此地。海军上尉迈克尔看到一艘医疗船进入了码头船坞。一名日本军官对他说:“抱歉我们不能在船上提供更好的条件,不过等你上岸之后就会看到日本真正的待客之道。”

  然而,这些战俘一上岸就被投入监狱。牢房里有几个桶,一些装的是饮用水,一些用作马桶。迈克尔认为,他们离船越远,受到的待遇就越差。教皇号的船员发现了其他的牢房里关押的是艾克赛特号船员。两个星期后,他们都被押往望加锡郊外的战俘营,在那里关押着荷兰战俘。让战俘们吃惊的是,他们还看到了鲈鱼号上的战俘,迈克尔遇见了1名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杰克•范德格里福特(Jake Vandegrift),以及他的老教官赫特船长。日军允许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里,如果不是同为战俘的话,线

  被关押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得到通知,部分战俘要被送往日本。32名英美高级军官被聚集在一起,其中5人来自鲈鱼号,4人来自教皇号,9人来自艾克赛特号。所有的指挥官、通讯部队军官和炮兵军官,以及一些通讯部队官兵都要离开。看起来,日军要把最有可能了解战争计划和通讯密码的人带走。鲈鱼号水兵山姆•辛普森回忆,赫特船长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现金都分给了他的士兵,每人得到了60美分。

  这些被带走的战俘好像一群流浪汉,满脸胡须,穿着不合身的褴褛服装,很可能是日本军队从荷兰人那里抢到的平民服装。1942年4月2日,丸一号离开望加锡,向北方的日本驶去。20该船通过东京到达横滨,所有战俘都被带到大船战俘营接受审讯。日军审问了鲈鱼号的杰克•范德格里福特,内容关于潜艇声呐系统。范德格里福特首先装作听不懂所讨论的内容,但在审问者的压力下,他最终承认声呐是用来探测船只的,不过日军对此已经了解。当被问到该系统如何工作时,范德格里福特再次表示自己不知道。审问者又问如果系统需要检修时,他做什么,他表示会让潜艇供应船的技术人员来修理。审问者问他为什么作为管理设备的军官却不知道工作原理。范德格里福特回答自己对这份工作毫无兴趣,一有时间就去马尼拉玩乐。听到这里,审问者站了起来,向他吼道:“滚出去,你是美国海军的耻辱。”布林与赫特也假装一无所知,可是审问者却不相信,于是对他们施以刑罚,最终从他们口中获得了想要的信息。然后,日军把这些浑身战栗的战俘送到善通寺战俘营。在那里,鲈鱼号上的9名成员相继丧生。21

  美、英、荷、澳联合舰队没能把日军挡在爪哇以外,日军在爪哇岛的另一边登陆,杀出一条血路向内陆进发。澳大利亚轻型巡洋舰珀斯号和美国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面对入侵的众多驱逐舰和巡洋舰,经过一场恶战,在巽他海峡沉没。珀斯号损失了一半船员,但是有320人最终返回陆地。休斯顿号在珀斯号折戟20分钟之后沉没,600人葬身海底,但是有368人返回了爪哇海岸。他们中有很多人被爪哇人捉住,交给了日本军队。

  鉴于继续抵抗下去已经没有希望,荷兰总督韩•特•普特将军在3月8日率部投降,其部队有25000人,投降的还有战斗力低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卫队的40000人。爪哇岛上还有7000名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联军部队被迫投降。联军部队里包括曾经在中东参战的澳大利亚老兵营和英国第3轻骑兵中队。其中多数美国士兵约550人来自第36师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这便是日后的“失踪的营”。

  在苏门答腊岛,从新加坡逃出的人们涌向北方和西方的海滨,希望能够乘船前往锡兰。尽管如此,仍有1200名英国人在巴东遭到围捕被捉,投入荷兰俘虏兵集中营,与英军第18师战俘和沉没的威尔士亲王号、击退号船上的水手关在一起。这些在苏门答腊岛上的逃亡者里有从新加坡和新西兰来的平民,还有失去了飞机的英国皇家空军。在更北方,一些坚定的荷兰士兵在爪哇的韩•特•普特将军投降后仍然在哥达凯恩附近坚守,奋战3个星期后才投降。印度尼西亚叛军帮助了日军,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土地被撤退的荷兰军队“烧焦”。22

  这些新的战俘作为一笔“财富”如何配合日本未来的计划呢?日军绝大部分部队都在中国,在那里,日军已经进行了7年的战争,然而中国始终不屈服。给中国的援助源源不断地从“后门”运来:通过崎岖难行的缅甸公路,通过喜马拉雅群山之巅空运。只要这些运输线存在,日本就不能征服中国。日本没费太大力气占领了马来亚;日本与泰国在1941年12月签订了合约,允许日军在泰国驻军并通过泰国转运军队,这让日本占领泰国的过程更加容易。现在日军在缅甸边境稳住阵脚,可是想要越境并非易事,边境上有高达1200余米的山峦阻碍,还有陡峭的深河峡谷,这给行军造成巨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日军还是竭力翻越群山,到了相对平坦的地面,加快步伐穿过缅甸前往印度边境。

  占领缅甸绝非万事大吉,正相反,随之而来的是诸多新问题。现在日本帝国势力所及的地方,已经和英国、印度毗邻,而英印方面正积极准备反攻。由于陆路交通不畅,海上交通变得至关重要。仰光靠近伊洛瓦底江与亲敦江,是缅甸陆路交通的枢纽。但是为了保住仰光,必须控制安达曼海和印度洋东部的大部分区域。尽管可以实现,可是需要大量的船只、护航舰。从新加坡到仰光往返路程超过3540.6千米。日本在开战之初拥有60万吨位的舰船,缴获了80万吨位的船只。尽管如此,在1942年缅甸战役开始时,日本损失了31. 4万吨位的船只。也就是说,通过海路补给缅甸的日军很可能代价巨大。

  从曼谷到仰光的海路距离约3200千米,陆路距离仅为563千米。为什么不通过陆路把两座城市连接起来呢?而且通过陆路运输可以免于遭受盟军的拦截,运送补给的速度大大加快。

  新加坡和曼谷之间已经存在一条很好的铁路了,实际上这条铁路已经向西延伸了64千米,连接曼谷和班蓬,从仰光向东至毛淡棉再到丹彪扎亚也有铁路,两条铁路之间的距离仅约400千米,为什么不修建铁路翻过山岭与另一边的铁路相连接呢?欧洲人曾经勘测过这条路线:浓密危险的热带雨林、工程技术问题、高昂的费用、大量的人力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都是把修建铁路计划束之高阁的原因。现在,战争形势紧迫,日本重拾修建铁路计划。但实施这一计划困难重重:山脉、丛林、猛虎、巨蟒、毒蛇、蝎子、雨季、洪水、疾病。而其中的人力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难以解决:日本手上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储备。23

  修建缅甸至泰国的铁路并不是唯一需要战俘劳动力的计划,所有的日本兵都在前线,战俘可以用来完成其他任务:修建公路,装卸船只,建筑并维护飞机场,在矿场和工厂里做苦工。1942年4月,日军开始集结战俘,准备让他们实施宏大的铁路建设工程,集结工作需要铁路和海路更加频繁地运输战俘。

  新加坡陷落之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俘被送到处于岛最北端——樟宜的各个战俘营。印度战俘被分开看管,通过劝说,他们背叛了原来与英国的联盟,倒戈加入了亲日的印度国民军。45000名印度士兵中的40000人摇身一变成了看守,看管自己的旧主英国人,或者直接在缅甸与英军作战。1942年4月4日,1125名英军俘虏在中校胡国尼(Hugonin)的带领下,被日军沿着马来亚半岛的铁路运到曼谷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西贡东部。他们在该地区工作了1年,然后一半战俘被送到泰国修建铁路。

  另一部分北上的战俘部队是大约3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大多数来自49岁的旅长亚瑟•瓦力(Arthur L. Varley)指挥的第22步兵旅。他们在5月14日来到码头,开始装船。这支部队被分成3个营,每个营约1000人。第1营指挥官是来自舰艇西里伯斯丸的第18团2营中校拉姆齐(G. E. Ramsay)。第2营指挥官是第10野战团第2营的少校科尔(D. R. Kerr),第3营指挥官是来自7031吨货船丰桥丸的第4团第2机枪营少校查理•格林(Charles B. Green)。

  第27旅的下士肯•威廉姆斯(Ken Williams)也在其中,他已经36岁了,有妻子和2个孩子,本不应该参军。可是经济大萧条让他的生活非常艰辛,当铁匠每周48先令的收入实在难以为继。1940年,机动卡车的数量愈来愈多,威廉姆斯认为做铁匠没有前途,于是他参加了澳大利亚皇家部队,而部队需要的居然是铁匠!被告知向北迁移的队伍不是去工作,不需要医疗补给和相关装备。他等待上船时,曾看到过成百上千的镐头、铁锹被装上船,遂开始认为之前所接到的命令不实。

  一名士兵曾经在弗里曼托尔码头工作过,对西里伯斯丸颇为了解,看到这眼前的景象脱口吼道:“老天啊。”西里伯斯丸是一艘单螺旋桨货船,重5824吨,1917年由川崎重工株式会社建造,长117. 3米,最高航速13节,可以载重2000吨。这位士兵把该船称为“老旧蓝瓶子”,他抱怨说:“如果我们乘坐这艘船出海,那就跟住在羊圈里一样。战前,我曾经往这艘旧桶一样的船上装过成千上万只羊,那些可怜的羊几乎没有地方放蹄子。”

  这艘“木桶”后来成了他们的新家,在等待上船的几个小时里,几名澳大利亚人在附近的仓库里偷到了一些食物。日本兵用枪托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顿,有几个人拇指被缚在绳上吊了起来。战俘登船花了1天时间,他们用绳梯缓缓爬上船,直到5月15日凌晨1点才登船完毕。有1个人从甲板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这位断腿的战俘非常幸运,日军把他送回了樟宜。

  正如那名曾经在码头上工作过的士兵所言,西里伯斯丸上有羊圈。大约640人被安置在后货舱,剩下的360人被关在前货舱。空气中弥漫着恶臭,上层甲板上的人流下的汗水直接滴落在下层战俘的米饭里。那些患了痢疾的人控制不住排泄,身上肮脏不堪。拉姆齐中校恳求日军允许这些人使用仅仅是两三个窟窿的“厕所”。尽管如此,厕所却并不够用,甲板上污秽满地,粪便横流。下层甲板酷热异常,拉姆齐再次请求舰长装上通风装置,让空气流动,进入舱中。战俘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挨到了苏门答腊岛。24

  5月9日,苏门答腊岛的盟军战俘在南海岸的巴东集合。英国苏门答腊营的达德利•奥普斯若普(Dudley Apthrope)少校,以及手下498名英国士兵和2名澳大利亚军官与1200名荷兰士兵会合后,开始了旅程。他们通过公路和铁路向北行进,穿过重山,经过美丽的多巴湖区。12日,卡车载着这些战俘来到北海岸的棉兰,把战俘安置到联合甘邦战俘营,这一战俘营后来用作安置荷兰平民之用。15日,这些战俘步行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来到勿拉湾港口,登上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英格兰丸——这是一艘5036吨的货船,1919年由山下汽船公司建造。在船体周围还建造了1. 2米高的木质阶梯,供军队使用。荷兰战俘登上了1920年加拿大建造的船只,5493吨的极星丸。

  这几艘船出发不利,而后返回勿拉湾等待两艘从新加坡来的船只。16日,350名日本士兵登上了满载的西里伯斯丸,一艘扫雷艇加入。这支由5艘船组成的船队向北穿过马六甲海峡,其间始终炎热,下层甲板上的战俘境况悲惨,而且很多人晕船。军官们不断抗议,最终战俘可一次以每组50人为单位到甲板上透气。战俘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可以用胶皮管引上海水简短冲洗,对他们来说这种待遇如同到了天堂。在英格兰丸上,军官与士兵被分开安置,但是奥普斯若普少校到下层甲板去看望士兵时,却把偷到的日本香烟送给皮尔斯(Pearce)中士。第二天,他因为偷烟遭到了殴打,皮尔斯找到少校,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

  5月20日,经过了被称作“骇人听闻”的旅途后,船队在缅甸南端的维多利亚角停泊,代号为“格林部队”的1017名澳大利亚士兵被带下丰桥丸,通过小舟运到岸边,极星丸上的荷兰士兵也被带下了船。他们在维多利亚角的码头和附近机场工作。5月24日到达了下一站,丹老。西里伯斯丸上拉姆齐的部队、英格兰丸上的英国苏门答腊营被带下船,他们在当地建设飞机跑道。丰桥丸则载着科尔少校和剩下的983名澳大利亚士兵,于5月26日到达土瓦,在那里他们听命于资深军官查理•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中校的指挥,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作“安德森部队”。25

  船队卸下了战俘以后在土瓦一直停留到6月1日,然后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返回新加坡。鲍尔斯顿(Balston)船长指挥下的英国皇家潜艇忠诚者号在马六甲海峡北部执行了第3次巡逻任务。6月4日黎明前,在距离马来亚普吉西南部约112千米处,忠诚者号发现了向南方行驶的4艘轮船,这几艘船毫无防备,忠诚者号便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个目标发射了一波鱼雷。凌晨3点36分,鱼雷击中了丰桥丸。1枚击中船舱,7枚击中右舷。大规模的爆炸让丰桥丸剧烈晃动,很快进水。这艘川崎重工株式会社1915年建造,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拥有的船只最终在凌晨4点沉没,船上有35名船舶工程师。16名炮兵和1名船员死亡,幸存者被极星丸救走。剩下的3条船迅速向马来亚的槟榔屿驶去。丰桥丸是地狱船中第1艘被击沉的船只。尽管忠诚者号发现了地狱船队的航程,但是地狱船对盟军来说仍然是一场灾难。26

  在丰桥丸被鱼雷击沉的同一天,另一艘船载着更多战俘到达了新加坡,其中就有荷兰皇家东印度群岛军队指挥官弗朗西斯•J. 庞德(Frans J. N. Ponder)。庞德对韩•特•普特将军几乎不战而降的行为倍感耻辱,在爪哇率部抗争,后来在巴达维亚被俘。6月4日,他和大约500名荷兰战俘被送上丸二号上。这是一艘约300吨的旧货船,在枪托的驱赶下,大多数战俘被塞进了货舱中,不过庞德很幸运,在甲板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船艰难地驶出了港口,在强风大浪的推动下前进。由于厕所在甲板上,那些在下层晕船的战俘总是无法及时爬上去,很多人在梯子或者甲板上就呕吐起来。庞德回忆:“不久船上就一片狼藉,臭气冲天。”除了晕船,很多人腹泻。日军贴出公告,要求控制使用厕所的次数,可是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前往新加坡的5天航程中,部分战俘死亡,尸体被扔进海里。幸存的战俘在6月9日下船的时候排成数排,日军用胶皮管子冲洗,然后这些荷兰战俘步行到了樟宜。27

  并非所有战俘都是通过海路往来于新加坡,一群600名战俘组成的队伍曾在6月18日离开樟宜,乘火车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们被塞入闷罐车,然后运往北方。两天后,4支600名战俘的队伍通过火车被运往北方。这些队伍都由零散的军队组成,其中包括英印第3军、英国第18师、新加坡军营的部队、马来联邦志愿军、当地欧洲人组成的部队。这3000名疲劳、饥饿、情绪低落的劳工部队在班蓬下了火车。此处的铁路向东延伸前往曼谷,向西通往缅甸新铁路的枢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班蓬成了数千名劳力的聚集之地。

  并非所有从新加坡出发的战俘都被运往缅甸实施缅甸铁路修建计划。7月初,婆罗洲古晋司令部的参谋山田正阳来到樟宜寻找劳力。他挑选了包括145名军官在内的1500名澳大利亚军人,把他们运到另一个新的神秘战俘营,在那里工作不算繁重,而且食物充足。

  沃尔什(A. W. Walsh)中校指挥的第10团第2营,代号B部队,被带上了宇目丸,这是一条由川崎重工株式会社在1919年建造的5859吨重的货船。战俘被分别押在3个舱里,340名在前舱,760名在中舱,400名在后舱,于7月7日出航。第20团2营的二等兵汤姆•伯恩斯(Tom Burns)在日记中提到,船上只有2个水箱,每个占地约2平方米,分别放置在船头和船尾。3天时间水箱里的水就被用尽了,于是人们就从绞车上弄水,或者偷日军补给的水,而这两种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这艘船最近运送过煤炭,甲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细细的黑灰,这些微小的尘粒似乎要渗入人身体的每个毛孔中。

  伯恩斯写道:“这让我联想到奴隶船的景象,甚至没有什么能够和这条恐怖船相比。”战俘们发现并没有舰船护航,而且水手和看守数目不多,于是就讨论夺船的可能性,而高级军官们则认为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

  威廉姆•杨(William Young)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2团29营的二等兵,他只有16岁。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凭直觉他觉得宇目丸是一条幽灵船,所有人的灵魂登船后进行最后一场旅程,这次旅程将有去无回。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舱中,用尽力气呼吸着潮湿污浊的空气。最后,日军在帆布上开洞,让空气透进货舱里。杨用讽刺的口吻评论日军的行为:“他们不想触及作为人类的底线,给我们食物:柠檬绿色、散发硫磺气味的米,用这种米做成的稀粥的确是与地狱船最相配的食物。”很多人身患痢疾,杨称他们为“喷射机”。他说,自己终于理解什么叫“通过针眼拉屎”了。厕所在船的侧方,数量太少,距离太远,很多人来不及到达就已经忍不住了,只能让“黄褐色的炸弹”倾泻而出。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难闻的气味让看守不愿轻易靠近。

  伯恩斯在经历了几天航行之后写道:“上帝,太可怕了。不少战俘身患重病,刚刚走出医院,我相信很多人会在这次航程中死去。”

  宇目丸仅以9节的航速沿着赤道向东缓缓行驶,杨抱怨道:“这条船简直就像蜗牛爬行,似乎常常后退而不是前进。”而且天气酷热,他说:“如果有鸡蛋的话,在甲板上就能把鸡蛋煎熟。”杨忍不住遐想起来:“如果有鸡蛋、一点盐、番茄和熏肉的话…………”一些战俘们猜测他们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有些人则认为是山打根。

  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往何方。第一站是米里,这是距离西海岸三分之二路程上的石油城镇。晚上,杨和乔伊•克罗姆(Joey Crome)站在厕所和储藏室之间壁龛前的护栏处,看到了一片黑暗海面另一边迷离闪烁的灯光,海面平静,他们正谈论能否游泳到达对岸。

  这时,船上厨房的门开了,日本厨师拿着一桶上层甲板的泔水走了出来,倒入海中。泔水刚刚入水,水面突然如同沸腾一般,几百条鱼上下攒动争食,激起粼粼的银色波纹。突然从海的深处浮起一条大个的鲨鱼,鱼群四散奔逃。

  杨和克罗姆见此情景,默默地站在原地。远处迷离如同幽灵一般的灯光似乎更加寒冷,货舱仿佛倍加温暖,他们返回了舱内。

  宇目丸于7月17日到达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在那里仅有70名欧洲人。他们在日军登陆4个月后,即1942年5月开始遭到关押,而后日军把他们聚集起来,送往距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布哈拉岛,岛上有麻风病院。B部队到达山打根后,伯恩斯一脸乱蓬蓬的胡子,面容憔悴,满身煤灰地走下船来。终于能够伸展四肢了,他非常高兴。放眼望去,他觉得山打根风景如画,四周悬崖耸立,散落着许多红色屋顶的单层建筑。当地人在水面上打桩建房,周围的山上也点缀着一座座美丽的房屋。战俘们边走边唱澳大利亚的著名歌曲《行囊的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从港口向内陆走了大约13千米,来到了一座曾经是英国实验农场的地方作为营地。原本准备安排200名日本居民居住在这个农场里,现在情况有变,这里成了1500名澳大利亚战俘的战俘营。战俘们要在附近修建一座机场和一条连接山打根港口的公路。28

  对于日军来讲,战俘不仅仅可以用于体力劳动,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用途。1942年3月4日,日本陆军省在朝鲜的日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发来了一封电报:“由于需要毁灭朝鲜人对英国和美国的崇敬与羡慕,同时需要让他们对我军的胜利建立充分的信心,请把1000名英国战俘和1000名美国战俘押到朝鲜,朝鲜总督和军队都迫切希望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请给予特别关照。”第二天,战俘营就发出了回复,可以将1000名“白人战俘”送到朝鲜。为了打赢对朝鲜的心理战,带着铁链的英美两国战俘出现了,这件事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因此,5月份,在马来亚的第25军草场辰巳中将亦命令将白人战俘交给驻朝鲜的日本陆军。

  8月12日,1500名战俘步行到达新加坡码头,汤姆•汉凌•韦德(Tom Henling Wade)中尉就在战俘队伍之中。很多部队投票赞同前往日本,他所在的部队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温度适中,天气更有利于健康,而韦德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并没有投票。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在一起,韦德决定和队伍同行。他们被带上一艘生锈的旧货船,船舷入水很深,在码头上只能看到舰桥和烟囱。战俘们必须待在船上一堆堆的铝矾土中,抱怨声不绝于耳。有人说道:“用303发子弹就可以打沉这艘船。”

  亚瑟•佩息发(Arthur E. Percival)中将站在战俘中间,由于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他一直是别人指责诟病的对象。1500名战俘中,有400名军衔很高的技术军人、工程师、军官。将军向日军强烈抗议了整整3个小时,表示这艘船不可能挤进1600人。结果出乎意料,日军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军衔较高的400名战俘被安置到了更大的英格兰丸上。和大多数这种运送战俘的海上航行一样,当时使用厕所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私人空间。佩息发表示,“真的为将军们感到难过”,然后又加上一句,“也为我自己感到难过”。

  韦德和剩下的1100名战俘被送上了3829吨重的货船福海丸上,这艘船在1898年建造于英格兰,破旧不堪,锈迹斑斑,船上有一个极高的旧式烟囱,韦德把这条船称作“烟熏船”。日军命令战俘们脱下衣服,给每个人身上消毒,涂上药粉防止虱子滋生,然后战俘们穿上衣服上船。他们被分别安置到前舱和后舱中。每个舱的上半部分都用架子隔开,每层上下各留有大约0. 9米的空间。这么小的空间没人能够站立或者跪下,架子上的人只能保持平躺、静坐、爬行的姿势。船起航4天前,战俘们脱下短裤,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垫子上。甲板上也没有地方,到处都是绞车、大桶、筏子、板条箱、1间厨房、1个冰柜、1个水箱。战俘们每天吃两顿饭,食物是米饭和面粉加水做成的稀汤。有一次居然有18罐爱尔兰炖菜罐头,这成了所有战俘的一次大餐。船上的战俘几乎都是英国人,只有100名左右的澳大利亚人。韦德很高兴能够有澳大利亚人在船上同行,因为他很喜欢澳洲战俘在深夜吟唱《行囊的华尔兹》。随着南十字星座渐渐沉下海平线,韦德逐渐坠入梦乡,一边想象着自己重获自由,一边自问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船队在西贡作了短暂的停留,然后就继续朝台湾出发,于8月29日到达高雄。根据荷兰第4团第2营皇家部队的记载:“旅程颇为艰辛,我们在中国海域遇上了3场台风,食物还可以,我们被关在货舱的‘狗窝’里;双层卧铺,卧铺上边只有0. 9米的距离,仅仅能够平躺。”在高雄,部分军官被带下英格兰丸,前往屏东。珀西瓦尔注意到这座俘虏营“毫无可取之处”。日军迫使战俘在沉默不语的台湾民众前列队行进,并签署承诺“绝不逃跑”的文件。部分战俘留在了屏东,其余的战俘被送到花莲的海岸地区,在那里,战俘们遇到了从菲律宾来的另一些美国高级将领。

  在福海丸上的战俘被迫充当码头装卸工,在两星期时间里卸下了船上的铝矾土、煤炭、大米,然后继续他们的航行。24名患有重症痢疾的病人被留在高雄。天气变得寒冷,而且风暴多了起来。食物越来越少,“冰柜”被打开,里边装的是腐烂的猪肉,猪肉闪闪发光,表面上斑斑驳驳遍布绿色的斑块。厨师把最差的部分割掉,把剩下的部分做成汤分给战俘。韦德中尉回忆道:“我们1100人都患上了腹泻。”6个木质厕所前都排起了长龙。

  9月22日,战俘们在新加坡登船41天后终于到达了朝鲜釜山。所有登上日本帝国土地的战犯都要例行公事——脱掉裤子,弯下腰去,日本医生向他们的直肠里塞进一个玻璃棒。没人知道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医疗措施,因为两周时间里,10人由于痢疾死亡。

  战俘们穿上裤子,在接受日军照相后,被宪兵队盘问。宪兵队是日本的秘密警察,相当于德国的盖世太保。1个连的宪兵穿着红色的猪皮靴,臂上的袖章写着“宪兵”,检查这些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战俘,从他们身上拿走仅存的戒指、手表等个人物品。

  日军让釜山的朝鲜居民沿着大街列队观看,战俘们排成4行,在主要街道上行走。日本军官骑马走在队伍前边,日军守卫在侧面随队前进。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行走了一整天,仅仅休息了两次,每次都在学校操场附近,日军允许孩子们向战俘吐口水。

  经过了这一番严酷考验之后,战俘被带到火车站,运往汉城。战俘们要重复之前备受羞辱的游行,一切都结束以后最终到达了战俘营,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此后的2年岁月。一些战俘在次年身亡。宪兵队很享受这种公开羞辱敌人的“表演”。这种在公众场合贬损侮辱敌人的行为在日军占领区已经成为惯例,而且进行得非常顺利。29

  地处新几内亚岛和赤道之间,1942~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就在俾斯麦群岛进行。在新不列颠东端的辛普森港和拉包尔港,两年来成了重要的日军基地。1942年1月22日,日军的第四舰队发起了两栖进攻,之后开始登陆。第四舰队的构成基本上和进攻威克岛时相同。这次进攻由海军上将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策应,盟军方面则没有舰船能与之匹敌。

  多年来,保卫新几内亚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的唯一部队是澳大利亚海岸守备队。这是由当地志愿者组成的队伍,由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管理。他们的职责是监视无人看守的漫长海岸。1941年,所有守备队员700余人,分布在4000公里长的新月形岛周边100个观察哨所里,拉包尔的哨所负责协调该地区的行动。守备队员的职责仅限于看守监视,防御工作需要正规的武装部队完成。

  根据这种指导思想,第8师第23旅派出部队驻守在澳大利亚北部各个岛屿上。被称为“麻雀部队”的第40旅第2团驻守在帝汶岛;号称“海鸥部队”的第21旅第2团驻守在安汶岛;而“云雀部队”,即第22旅第2团则驻守在拉包尔。

  在日本大举进攻的时候,这些部队既没有海上部队支援,也没有空中部队支援。而且这些部队上岛驻守以后,位置暴露,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澳方似乎没有给部队提供支援的应急方案。外界认为部队的唯一作用就是“带来一场欢快的表演”,仅仅在形式上守卫这些岛屿。

  日军登陆后迅速在海岸守备队的防线上撕开缺口。志愿者和“云雀部队”中的400名士兵部分向雨林中撤退,部分沿着海岸线向新几内亚岛后退。剩下的1100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他们于次日投降,交出了城市和机场。这些人成为战俘,在马拉古那路战俘营凄惨地挨到了1942年6月22日。22日以后,日军把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50人押到辛普森港。或许由于害怕暴动,日军让战俘中的军官都留下来,等待另一艘船。

  来自22旅2团的1050人中,有不少人和在澳大利亚行政部门工作的200名平民登上了蒙得维的亚丸。这是一条重4266吨的客船,1926年由三菱集团建造,航速可达每小时18节,这样的速度应该足以逃脱最新式潜艇部队在水面上的追踪,所以这艘船没有配备护卫舰。蒙得维的亚丸穿过新爱尔兰岛东部危险的“红色通道”,转向西北,通过菲律宾海,向海南三亚行驶。船上非常拥挤,水、食物匮乏,完全没有舒适度可言,与其他的地狱船类似。澳大利亚士兵或者平民对于这次旅程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因为命运让蒙得维的亚丸和美国潜艇鲈鱼号相遇。

  6月30日很晚的时候,盟军号称“公牛”的舰长威廉•莱特(William L. Wright)指挥潜水艇到达吕宋的甲多角西南约96千米处。22点16分,潜艇发现一艘昏暗的船只向南行驶。跟踪了几分钟以后,潜艇认为该船正在高速向西行驶。莱特估计该船经过了巴布延海峡,正朝海南岛驶去。鲈鱼号开足马力向西飞驰,希望能够赶在前边。不过,莱特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整整一个半小时,我们没能追上一步。这艘船速度很快,至少17节,很可能速度更快些,而且该船似乎呈‘Z’形蜿蜒行驶。”

  赶上敌船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莱特仍然坚持追击,希望敌船能够减速或者改变航向。潜艇与船相距大约16千米。到了午夜时分,敌船速度下降到了12节。莱特称:“这样就容易多了。”

  鲈鱼号改变了行程,超过敌船,占据了极佳的射击位置,然后下潜,在水中静静等待。双方距离达到4千米的时候,莱特发现敌船行进路线稍稍向西南方向调整,于是鲈鱼号对自己的航向做出相应改动。莱特让潜艇尾部的炮管对准敌舰,尽管如此,当时距离目标的距离仍然接近3. 6千米,射击距离仍然很远。

  7月1日2点25分,潜艇尾部4枚鱼雷劈波斩浪向那艘昏暗的舰船扑去,敌船仍然毫无防备,或许所有的战俘都在货舱里熟睡,或许有人在甲板上目击了鱼雷逼近的过程。2点29分,莱特观察到了距离敌船尾部烟囱约30米的地方发生了爆炸,爆炸声随之而来。终于,船上的灯亮了,可是由于失去动力,灯光摇曳闪烁,最终熄灭。6分钟后,船头向天空高高扬起,11分钟后,敌船已经无影无踪。莱特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次大获全胜。”鲈鱼号在2点50分浮出海面,完成电池充电。漫不经心地离开了这片海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次进攻造成的人员损失。

  根据蒙得维的亚丸上幸存的日军回忆,2枚鱼雷击中了4号、5号货舱以及5号油箱。汽油喷涌而出,灌入发动机室。尽管使用了水泵,但是仍然无法抵挡海水迅速涌入,几分钟后,船长命令弃船。没人关心下层货舱战俘的死活。3艘救生艇从船上降下,都被海水打翻,其中1艘严重损坏。把剩下的2艘救生艇复位以后,日军开始在该海域寻找幸存者,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上午,然后救生艇向吕宋岛海岸驶去,第二天晚上到达。日军下船后长途跋涉,试图找到最近的日军基地,不过遭到当地人的骚扰攻击。直到7月25日,18名从海难中幸存下来的日军终于到达了一个日军前哨站。

  澳大利亚战俘无人生还,他们一部分死于爆炸,一部分在水中溺亡,剩下的即使逃得性命也没有获得救生艇上日军的援救,惨遭遗弃。“云雀部队”的士兵家属恐怕比任何人都要痛苦,他们的亲人杳无音信,整整4年之后,日本方面才告知他们在拉包尔战俘的遭遇。蒙得维的亚丸是美国潜艇击沉的第一艘满载战俘的地狱船,但绝不是最后一艘。30

  “云雀部队”的士兵和军官在拉包尔被分开,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否为了防止叛乱现在不得而知。7月6日,“云雀部队”的士兵已经死亡6天后,斯坎伦(Scanlan)上校率领的60名军官、6名澳大利亚随军护士、13名澳大利亚女性公民被带到辛普森港,登上了鸣门丸。鸣门丸是一艘重7148吨的客船,1934年制造,当时作为弹药补给船服役。战俘生活区的唯一设施是一条横跨货舱的绳子,用来划分男战俘区和女战俘区。一名护士称这条船是“又脏又旧的破船”,还说道:“我们混杂在一起,9天航行时间里汗流浃背、饥肠辘辘,最终到达日本。”船于7月15日到达日本横滨,澳大利亚军官被关押在善通寺战俘营,女性战俘被关在户塚。日本驱逐舰秋风号护航,一直送到塞班岛,秋风号在那里驶离船队,返回拉包尔。秋风号本身牵涉进一起事件,该事件致使第二年出现了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情况。31

  1941年12月,日军在菲律宾北部的重要岛屿吕宋岛登陆。和在澳大利亚和东印度群岛的战况不同,菲律宾对日本来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当月10日到24日之间,在阿帕里、维根、黎牙实比、拉蒙湾,日军数次登陆。主力部队在仁牙因海湾登陆鏖战。日军第16、48师团和协同作战的部队迅速向内陆推进,长驱南下,到达山谷中央,大军直逼马尼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部队坚守阵地,与此同时,陆军、海军、平民等纷纷后撤,守卫巴丹半岛。在马来亚战役中,盟军部队在人数少于己方的日军部队逼迫下后撤,日军军势极盛,甚至不顾本间雅晴将军的反对,第48师团被召回准备进攻东印度群岛。美菲联军经过休整巩固之后,挥师再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尽管如此,日军依然向巴丹半岛漫长的战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42年2月中旬,由于战争伤亡、疾病、补给不足,日军被迫暂时停止进攻。日军与盟军双方陷入僵持等待的局面。

  3月初,日军第4、21师团前来增援,于是战端再起。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下达命令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在3月11日乘坐鱼雷快艇离开,由最近晋升的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中将指挥队伍。留下的很多士兵认为“道格教练”,即麦克阿瑟临阵逃跑,把他们留在了敌人的口袋中。剩下的美军第11、21、31、41、51、71、91师在没有任何额外补给与增援的条件下继续战斗。

  巴丹战役结束于4月9日,美军投降。尽管日军仍在进攻,但美军投降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食物、药品、补给,无法继续战斗。于是小爱德华•金(Edward P. King Jr)将军命令停止战斗。部分美军在这一天仍然遭到敌人的袭击。上一次美国陆军投降的记录同样是4月9日,罗伯特•李(Robert E. Lee)于1865年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

  温赖特麾下第31师、第4海军陆战团以及试图从巴丹撤离登陆的各部队士兵,共计11000人仍然坚守在克雷吉多岛上。他们又坚持了27天。日军登陆,温赖特在自己部队可能遭到敌人全歼的情况下面见日军将领本间雅晴,直至此时,他们才停止抵抗。32

  在巴丹投降的战俘将经历地狱般的死亡行军。日军计划带走战俘,可是他们的计划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首先,他们假设所有的战俘身体健康,而事实并非如此,日军并没有后备计划照顾生病、饥饿、受伤的战俘。其次,他们假设食物补给充足,物流通畅,足够满足需要,这个假设同样与实际情况相反。再次,日军准备运送25000名战俘前往战俘营,可是他们估计的数字离准确数字相差甚远。

  大约10万名美国战俘和62000名菲律宾战俘被迫向巴丹半岛北方步行96千米,然后转而向东前往圣费尔南多的铁路。然后他们被装进闷罐车里,前进了32千米,最终还要步行16千米才到达奥唐奈战俘营。一路上,战俘们不断遭到抢掠、殴打、杀戮。很多菲律宾战俘从队伍中逃跑,冲进雨林中、村庄里,混在自己同胞之中,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如此,约有5000名菲律宾战俘和7000名美国战俘在达到战俘营前死亡。奥唐奈战俘营也并非天堂,更多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死于疾病、饥饿、殴打。

  在克雷吉多投降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没有经历死亡行军,所以他们的伤亡数量要小得多。在吕宋岛,还有其他战俘营的战俘,这些战俘营包括甲万那端、打拉、拉斯皮尼亚斯、尼克尔斯场、麦金利要塞、比利比得监狱等等。平民集中营设在圣托马斯、约翰•海集中营、洛斯班尼奥斯,加上其他集中营,被关押的男性、女性、儿童总计78000人左右。33

  除了吕宋岛,美菲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棉兰老岛。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准将指挥第61、81、101师,几乎集合了菲律宾的全部人马。5月8日,在温赖特投降两天后,他们也放下了武器。很多菲律宾士兵投降后融入当地的“景色”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美国士兵则被关押在北部海岸的戴尔山和棉兰老岛中部山谷里的马拉巴雷。34

  日军几乎立即开始在各个岛屿之间运送战俘。7月份在奥唐奈战俘营里,日军要求战俘志愿搬到菲律宾其他的几个岛上去,并把这些人分成几组。很多战俘抓住了这个机会,不惜一切逃离奥唐奈战俘营这个人间地狱。西德尼•斯图亚特(Sindney Stewart)是战俘中特别的一员,他看到血或者别人受伤就感到恶心想吐,他和其他几百名战俘上了一艘岛际汽船,从马尼拉到宿雾市,再到棉兰老岛西南部的三宝颜,再到达沃。汽船上的条件比战俘营里好得多,食物充足,看守甚至会与战俘开玩笑。在码头,看守允许菲律宾人投水果给战俘。到了达沃,战俘下船,登上卡车向北行进,他们被送到前达沃流放地。前达沃流放地的犯人被送到巴拉望岛上的麻风病院。接下来的几周里,从戴尔山来的陆军航空兵战俘让这里的战俘数量增加。

  7月份,奥唐奈战俘营关闭,多数战俘被移送到甲万那端的一个战俘营中。7月24日,战俘营接到电话要求增派劳力,日军选出了甲万那端的346名战俘,他们要前往比利彼得监狱,其中有100人乘坐轨道车。然后这些战俘从比利彼得监狱来到了马尼拉港。这些战俘登上了三光丸,这是一艘1939年制造的5461吨涡轮汽船。所有战俘都被安置在一间船舱里,翻译告诉他们“未来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会吃到“美国食品”,一切都会“非常舒适”。

  战俘中有第4海军陆战团的唐纳德•托马斯(Donald Thomas)中士,他在克雷吉多被俘,最初几个月里在比利彼得监狱度过。托马斯描述说这艘汽船是“一艘中等大小的货船,拉着补给品和日本士兵”。一般说来,一个人不会常常乘坐监狱船航行,但是托马斯却表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监狱船之一”。那次航行平安无事,战俘甚至可以在船上漫步。这艘汽船航行了560千米到达巴拉望岛,于8月1日停泊在普林塞萨港。

  经历了这次航程的还有战俘亨利•克雷•汉德森(Henry Clay Henderson)。他曾经在供应联络船康能普斯号上工作,在船遭到轰炸沉没之后,他被留在克雷吉多继续战斗。汉德森回忆,战俘们在甲万那端度过了几个月后,身体状况很差,4649金财神中特结果,他觉得这些战俘完全不可能去工作,直到他们遭到日军用“棍棒提神”,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激励工作”。战俘们砍伐桃花心木和椰子树,他们双手由于一直使用斧子和铁锹,没用多长时间就变得血肉模糊。汉德森回忆说,“我们几乎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之下工作了27个月。”

  战俘们在第10战俘营居住,这栋建筑原来由警察部队所有,现在已经荒废。第4海军陆战团的乔治•伯莱奇(George Burlage)下士觉得这是一处很美的地方。四周是楼房,围成方形,每侧楼房都有阳台,中心广场上种满了椰子树。这些房屋建在斜坡上,一楼是大厅和储藏室。这些营房能够容纳300多人。勃莱奇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长1. 2米,宽0. 9米的地方,好像一块墓地。”

  两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一座飞机场。战俘清理热带雨林,用锤子砸珊瑚,混合、倾注大量的混凝土,于是一条长超过1371米,宽68米的跑道建成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50名战俘由于工作过度、饥饿、缺医少药等原因死亡。

  在马尼拉,战俘在码头工作,梅里特(J. D. Merritt)也在其中。码头上,战俘们把补给品装船,船把东西送给在巴拉望岛上的人。梅里特用老式的手绞车,把补给品装上小型岛际汽船——名贺号和公主岛号。这两艘船负责把补给品运往巴拉望岛。梅里特“狠狠地打过几次架”,因为有些“恶棍”想偷取红十字会的包裹,而这些包裹是给巴拉望岛上“我们的小兄弟”的。35

  8月15日,在棉兰老岛马拉巴雷附近的卡星战俘营,日军召集了所有的将军、上校以及他们的传令兵,让他们登上一艘小货船丸三号,准备向北起航。其中包括威廉•夏普准将、盖•福特(Guy O. Fort)、约瑟夫•瓦尚(Joseph P. Vachon)、曼纽尔•罗哈斯(Manuel A. Roxas),曼纽尔•罗哈斯在战后成了菲律宾第一任总统。他们被送往台湾和朝鲜的各个战俘营。

  同时,日军在吕宋岛正在集合更多的战俘,自从投降以后一直被关押在马尼拉的温赖特将军于6月9日被带到打拉战俘营,和他同去的还有从奥唐奈和比利彼得来的高级军官。8月11日,他们吃了早饭后被沿着公路前进,被带到火车站。15名将军、106名上校、一定数量的传令兵乘坐火车向南行进。然后他们被塞进卡车,回到马尼拉码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艘名为“酌丸(Stinko Maru)”的轮船。

  重7149吨的客货两用船长良丸在1934年由横滨船坞公司建造,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在码头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战俘们看着轮船装货。这时,日军突然下命令向后转。温赖特从肩头偷眼望去,明白了原因。长长的一队日军士兵站在码头防波堤上,好像以前救火排成一字长龙传递水桶一样。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把数以百计写着名字的小纸壳盒子一个一个传递上船,每个小盒子里是一名日军士兵的骨灰,这些骨灰要被送回日本的神庙之中。日军不想让战俘知道他们的人员损失。

  在等待期间,温赖特和一名能说英语的日本军官谈话。从军官口中得知他们要被送往台湾花莲,而不是日本。这名军官说,温赖特会喜欢花莲的,那里有很多鱼、水果、肉、糖,而且还有海滨浴场。温赖特只是无力地微笑着,他以前已经听过类似的承诺。

  只有180名战俘进行了这次为期两天的航行,尽管如此,温赖特和金将军还是像牛一样被塞进货舱里。他们把两张长的木架子作床,两个架子从船体隔离壁伸出来1. 8米。每个人有大约0. 8米的空间。温赖特和金共用一个在甲板上的小船舱,日军命令他们不得离开这个小房间。虽然如此,他们享受的条件在所有战俘受到的待遇中算得上是最优越的。

  8月14日,长良丸进入了台湾西南海岸一处几乎被陆地环抱的港口。它抛锚停在了另一艘大船的尾部。战俘认出了那艘大船是哈里森总统号,在战争初期被日军缴获,然后被重新命名为鞨鼓丸,后来又被命名为胜丸,它同样也是地狱船中的一员。

  战俘们在甲板上排成一列,再次接受痛苦的体检,在温赖特的叙述中,这次体检“专注于直肠”。日军命令所有战俘回到货舱中,舱内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臭虫,在超过37℃的气温之下个个脑满肠肥。第二天早晨,战俘们才被放出货舱。温赖特获得了一份“大奖”,被迫作摄影师和一名日本艺术家的模特。然后战俘们登上了一艘“邪恶的小汽船”向东驶往花莲。

  这些战俘是第一批到达“新家”的人。接下来几周到达的战俘来自东南亚、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其中包括亚瑟•佩息发将军、英国将军伊恩•麦克雷、海斯、莫顿•贝克维斯•史密斯,还有夏普将军以及棉兰老岛上剩下的战俘。来到花莲的有405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被俘的高级军官和行政人员。36

  9月初,第一组从菲律宾前往日本的战俘在马尼拉集中。和平时一样,谣言四起,有人传言红十字会通过协商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甲万那端战俘营的500名战俘中有100人被挑选出来,第192装甲营B连的战士列斯特•坦尼(Lester I. Tenney)也在其中,他登上了前往马尼拉的卡车,欣喜若狂,以为自己即将登上奔向自由的轮船。

  在马尼拉海湾,坦尼的希望破灭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日本。战俘们在一艘既小又残破的货船上,这艘船看起来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坦尼回忆说:“船需要重新刷漆才能保持钢材免受锈蚀。”他沿着跳板登上了这艘叫作床丸的船,一名正在码头上工作的美国战俘向他打出“V”字手势。这艘船的状况不适合航行,尤其对于像坦尼这样的“旱鸭子”来说更是如此。37

  尽管坦尼并不懂烹饪,但是他还是志愿做厨师,因为他希望能够多获得在甲板上停留的时间。床丸在9月5日起航,没用多久,坦尼就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船上不需要一个晕船的厨师。一个老水手很快就发现坦尼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趴在护栏上。他骗坦尼说真正的水手会吞下一块一端系着绳子的咸猪肉,然后慢慢把咸猪肉拽出来,经过这种训练就不会呕吐。坦尼照着做了。但是,结局让他大失所望。他不得不又跑到护栏上,几乎把内脏都吐了出来。一名日本军官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坦尼的厨师生涯就此结束,他回到货舱和其他496名战俘待在一起。

  空气污浊,看不到海平面,坦尼感到越发难过,向北的航程如同地狱一般煎熬。货舱大约15米长,15米宽,每个人约有不到半平方米的面积,地面距离顶部6米,只有通顶部偶尔开启的舱门才能进来光亮和空气。唯一的一个梯子通向甲板。战俘们把排泄物倒进桶里,然后爬上梯子,把排泄物倒进海里。木板覆盖着钢制甲板,因为上次航行中这艘船运的是马匹,战俘们只能睡在浸透着马尿气味的木板上。他们的衣服和身体都充满了马尿的气味,坦尼真想不惜一切获得洗热水澡的机会弄掉身上这股恶心的气味。

  日本军官建议战俘在货舱里进行体育锻炼以保持身体健康,对于这些每天只能按照配给分得两个饭团和一杯稀汤、整日饥肠辘辘的战犯来说,这项建议是个大笑话。所有的战俘都要比正常体重轻30%~40%。每天晚上都有人疟疾发作,全身冰冷哭喊着要毯子,有人觉得浑身滚烫,尖叫着说身体要燃烧起来。

  坦尼讨厌黑暗中的噪音,每一分钟似乎都是永恒的吵闹。其他战俘的呼吸声对他来说似乎和指甲在黑板上划过发出的噪音同样难以忍受。一些人完全崩溃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声音了。

  新墨西哥州第200海岸炮兵部队的一名下士耶稣•希尔维亚(Jesus Silvia)有一对骰子,为了保持清醒,坦尼努力和他待在一起玩骰子。他们制定了规则,开始组织双骰子赌博游戏。几天之后,他们赢了不少钱,可是一名战士投入了过高的热情,弄坏了骰子。在某种程度上,游戏让他们暂时远离了焦虑与痛苦。

  床丸急需修理,于是在高雄停留了14天,在船只接受修理期间,日军命令战俘采摘香蕉,并把香蕉吊上船,准备运往日本。日军警告他们决不允许偷吃。6天以后,床丸已经修好,可以继续航行。在25日起航前,日军给战俘一系列书面指示:在上船前上厕所,清空大肠与膀胱;战俘可以得到定量配给的米饭,一日两次;不准战俘抱怨食物不好;当便桶满了的时候,要向看守报告,然后把桶拿到甲板上,把内容物倒入海中;没有命令禁止爬上梯子;禁止触摸船上的物品;不得违抗命令;不得大声说话;除了在货舱中,禁止任何人活动。

  日军的确严苛要求战俘遵守上述指令。一天晚上,一名战俘受到疟疾发作的折磨,而且他还患有痢疾,于是他呼喊着要求到上边去透透气。没人能够阻止他,他大喊着爬上梯子。一名看守打开了上边的舱门,把他拉了上去,当他的头到达甲板的位置时,看守向他的颈部狠狠戳了一刺刀,他摇晃了几下,坠入舱中。直到一个小时以后,医务人员才赶来给他止住了血,并把伤口缝合。因为有人不遵守规定,其他人也要受罚,那一天所有人只能领取一次配给米饭。这就是日本人的公平。

  坦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解除这场恐怖的航行。似乎是回应他的哀求,坦尼听到了汽笛声。那是10月7日,他们到达了日本门司。在码头边,日军让战俘们脱下衣服,然后向他们身上喷洒驱除虱子的化学药剂。然后日军给他们分发木屐和日式服装,但对他们来说都太小了。坦尼和他们一组的500名战俘被押到福冈的煤矿里做工。38

  一小队战俘在9月17日离开甲万那端,人数大约300人,他们步行抵达马尼拉南部,他们在那里的比利彼得监狱等待了3天,然后登上了重6989吨的利马丸。这是一艘双螺旋桨推进的航船,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1920年建造,长136米,巡航速度12节。第4海军陆战团的奥迪斯•金(Otis H. King)把这艘船称作“又老又锈的货船”。他听说这组战俘中有13名上校和3名将军,甚至一些军官的传令兵还拿着上司的高尔夫球杆,不过他对日本人允许盟军军官玩高尔夫球深表怀疑。

  这300名战俘被关进面积狭小的前舱里,人们一个个肩挨肩地站着,舱里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污浊起来。舱门关闭,仅有的两个40瓦灯泡在头上摇摇晃晃,散发着惨淡的光芒。另一个货舱中有2000名日本士兵,金说:“这让我想起旧时奴隶船上的景象。”他很幸运,自己的位置紧靠货舱壁,可以不时地倚靠在舱壁上休息一下,那些在中间的战俘只能彼此层叠睡觉,而且舱中没有厕所。一名战俘估计船驶向日本;另一个人不同意这个推测,觉得日本人口过剩,不会接纳他们的。还有一名战俘仍然没有失去幽默感,他说已经在菲律宾杀掉足够的日本人给他们让出地方,他又说道:“或许日本女人需要我们的服务。”

  利马丸在9月21日起航,4天航行以后,日军让战俘们来到甲板上使用舷外厕所,用海水洗澡,让脏水沿着甲板流到旁边。每天的食物就是放在个人饭盒里的两个饭团和一碗稀汤。没人喜欢这种食宿,不过金承认:“这样的生活和后来地狱船上的经历相比简直就像乘坐游轮出海旅行一样。”尽管如此,仍然有8名战俘在这次航行中死亡。

  这次航行花了13天到达高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0月5日,战俘们下船,乘坐火车北上,来到一座小城镇。金记得那里名叫台中。他们前往日本的行程延后,战俘们下个月将在采石场工作。出海之前,日军让战俘表明自己的职业,一名战俘说自己是“电话线修理员”,希望能够获得户外工作,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逃跑。到达日本之后,这名战俘最终在横滨的一家电器商行工作。39

  9月,更多的战俘被送到新加坡的樟宜,那里是一个战俘集散地,战俘们在那里被送往缅甸、婆罗洲、日本。而在帝汶岛被俘的澳大利亚“麻雀部队”中,有1000多人被送到于萨帕•贝尔萨战俘营,他们在那里被关押了6个月。这座战俘营的条件还算可以,对战俘的态度也说得过去。战俘们坐在海边的椰子树之间,沉思凝望,暗自琢磨澳大利亚部队什么时候能够营救自己,因为距此640千米的达尔文港就有澳大利亚部队。可是没人营救他们。7月26日,一艘俘获的1871吨的荷兰船把一部分战俘从帝汶岛的普康运送到爪哇,到达时间是8月5日。9月初,被定义为“肮脏、锈蚀、老旧的流动货船”的西丸也从帝汶岛来到爪哇。这艘船原本是英国船卡尔根号,作为客货两用船重2655吨,由斯科特造船工程公司在1921年建造,1941年12月在曼谷被缴获。西丸在泗水停留后,装载了1500名东印度群岛荷兰皇家部队士兵和澳大利亚战俘前往丹戎不碌港,于9月12日到达。跟随其后的是5813吨的大日丸,于1922年制造,当时归板谷商船公司所有。大日丸上装着更多荷兰战俘和“麻雀部队”剩下的战俘,9月23日从普康出发,29日到达泗水。

  西丸上的战俘被关押在巴达维亚的拜希克战俘营,当时在这座战俘营中有约500名英国战俘、500名美国战俘、2000名听命于布莱克伯恩(A. S. Blackburn)旅长的荷兰战俘。后来日军下达命令,让英国战俘开始准备行囊。9月14日午夜,战俘们从床上被叫醒,开始向码头行进。这473名战俘中,大多数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有一名澳大利亚空军中尉查理•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e)。约翰斯顿出生在墨尔本,1940年在澳大利亚征兵时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现在他和部队长途跋涉,在接近傍晚时分筋疲力尽地到达码头。“2016号”船等着他们,战俘们列队、报数,他们的身上都被喷上消毒剂。上船后,每个战俘都领到一条长0. 7米、宽0. 25米的毛巾,上面还有一条细带子,这是缠腰带,即他们的标准着装。看守不准他们和其他的战俘混在一起,但是他们分不清楚英国皇家空军和澳大利亚皇家部队,所以战俘们实际上都自由混合在一起。约翰斯顿很高兴即将离开巴达维亚:“我们真的度过了很艰难的岁月,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糟糕,我们的未来无法预测。”

  隶属皇家空军的战俘被安置到一间小船舱里,沿着舱边建有一层一层当作床的板子,他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那些从帝汶岛上船的战俘告诉他们,最好让一部分人在晚上睡觉,一部分人白天睡觉,因为不论早晚只允许一半的人在甲板上活动,所以应该建立登记系统保证每个人都能轮到。6个小“隔间”作为厕所修建在边上,可是痢疾蔓延,战俘们一天24小时挤在一起,约翰斯顿说:“日本人允许我们在船尾小便。”

  战俘们的食物是米饭和鱼头熬的汤,每天两次用桶吊下货舱。一间储藏室里装满了鱼,厨师把鱼头和鱼尾切下来,加入陈旧的酱油熬煮,鱼头漂浮在汤表面。约翰斯顿回忆说:“那么多鱼眼睛看着你,加上气味和颜色,那种汤简直像是呕吐物。每次都会剩下好多。”看守吃的是干净大块的鱼排,嘲笑战俘们的痛苦。约翰斯顿还嘲讽地总结道:“这种汤真的是天才的发明,不但日本人向白人复仇,而且他们还处理掉食物残渣,一点儿都不浪费。”

  西丸花了4天时间到达新加坡,3名战俘死去,尸体被扔进了海里。不清楚他们的死因,罪魁祸首很可能是痢疾。很多战俘病得很重,没有办法到达厕所。船上的恶臭和颠簸让本就晕船的战俘更加难过。约翰斯顿记得曾经看到有人爬上梯子,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胃肠痉挛,以致直接把大便拉在了梯子下边人的脸上。

  当船抛锚靠岸的时候,战俘们几乎要欢呼起来。这群蓬头垢面、臭气冲天的战俘为岸边的人提供了一场有趣的“风景”。战俘最近在巴达维亚被剃光了头,看起来像一群刚从猪圈放出来的猪。在他们步行走向樟宜的路上,又有一个人倒下死去。午夜时分,战俘们到达了残破、空旷的印度旧兵营,兵营里到处散落着大口袋,战俘们不由自主地躺倒在袋子上昏昏睡去。3周之后,他们还将继续自己的行程。40

  1942年秋,被日军抓获的俘虏分配形成了规律。首先,从大的劳动力集散中心爪哇和新加坡分配人力前往参与缅甸铁路计划的实施,即将战俘从外部各岛屿转移到亚洲大陆。第二,把白人战俘带到朝鲜,震慑朝鲜人的成功经验应该继续。日本意识到,不仅可以把战俘用于宣传活动,还可以把他们运到日本本土,当作苦力劳工使用。战俘可以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比如在造船厂、工厂、船坞、煤矿、铜矿、建筑工地工作。第三,在更小的层面,为了达到以上两个目的,临时的战俘群体继续在被征服的各个岛屿之间乘船往来,集中后被送往需要他们的地方。在10月份至少有18条地狱船航行,达到战争以来1个月航行地狱船数量的最高值。

  在香港,少数战俘在10月之前已被带走。香港这片英国殖民地已经承受了类似小规模“南京大屠杀”的痛苦。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进入了圣•史蒂芬学院和在斯坦利岛的赛马俱乐部临时医院,日军见人就用刺刀戳刺,强奸、杀害了约160名战俘、受伤的男性平民以及护士。那些投降并存活下来的俘虏被按照国籍分成不同的群组。美国人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被关在斯坦利岛上的战俘营里。大约5000名英国人被关在九龙水边的深水埗战俘营。加拿大人被带到岛上的北角。印度人被带到矛头冲。和在新加坡一样,日本人劝说印度人加入印度国民军,大约215人接受了日军提议。41

  9月,北角的加拿大战俘穿过港口被带到深水埗。他们到来后,616名英国战俘乘坐丸四号从香港出发被押往日本。当月晚些时候,日军决定运送更多的英国战俘前往日本。日军把大约1816名战俘集合到深水埗战俘营的检阅广场上,和田英夫中尉向战俘讲话,新森源一郎担任翻译,“你们将会被带到一个美丽的国度,远离香港,在那里,你们会得到很好的待遇和照顾,我是你们的负责人,记住我的样子”。

  和田英夫或许是负责人,可是首席翻译新森源一郎的权力却远远超过了翻译的范畴。他小个子,尖尖的耳朵,尽管不担任军事职务,但常常穿着军用战地靴,披着土黄色斗篷。战俘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巴拿马皮特”。他曾经在美国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他在马术表演团和游乐场工作过,所以学会了很多俗语。因为他总是用“你们这些家伙”这样的词汇,说起话来好像美国黑社会成员。有时候,他的发音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可能非常滑稽。他和斯坦利战俘营的德永指挥官都喜欢玩桥牌,尽管战俘并不情愿,他们仍会常常让一些欧洲战俘和他们一起玩牌。一天晚上,在玩牌时,新森突然问一名战俘:“你知道‘马子’吗?”战俘满腹狐疑,回答:“知道一点。”新森骄傲地说:“我以前有过一个。”“是吗?”战俘不确定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尽量保持严肃。

  他知道绝不可以当面嘲笑新森。他为人时冷时热,有时像是你的朋友,有时就变成一个暴力虐待狂,总有各种各样的怪念头。一些加拿大战俘在试图逃跑后被抓回来,新森和一名中尉用棒球棍打了他们足足一个钟头。

  新森在航行中管理着战俘。这些战俘被分成若干组,每组50人,日军给他们进行医疗检查后,把他们装上7053吨重的客货两用船里斯本丸。这是一艘双螺旋桨推进的船只,建造于1920年,长135米,宽18米,吃水深度8米,巡航速度12节,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船员65人。第一舱关押着皇家海军和皇家军团第1营和第2营,第2舱关押着密德萨斯团,第3舱关押的是皇家炮兵团。最后上船的是778名准备回家的日本士兵,和25名看管战俘的看守。

  战俘们必须轮流躺下,肩挨肩地躺在坚硬的地上。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给战俘的食物居然不算太差:早晨是米饭和茶,晚饭是米饭、茶、蔬菜和一点点质量不错的牛肉。饮水也能够基本保证,不过没有水洗漱。战俘可以排队使用甲板侧面的厕所,一半战俘还分到了木棉质地的救生腰带。

  里斯本丸在9月27日起航,航行4天平安无事。10月1日早晨,美军潜艇鲈鱼号行驶在上海南部的东海上,罗布•罗伊•麦克雷格(Rob Roy McGregor)船长指挥潜艇进行2轮巡逻。瞭望台上只看见一些小船,没有发现敌情。凌晨4点,一艘货船出现在南部海平线上,麦克雷格指挥靠近观察,不过他觉得在月色下进行夜间攻击太过冒险。鲈鱼号和目标平行前进,以便确定目标的速度和路线,希望能够占据目标前方的位置以便在白天发动攻击。这艘船看起来负载很重,以8节的速度航行。

  白天到了,里斯本丸改变了50度航向,鲈鱼号因此处于不佳的攻击位置。麦克雷格命令下潜,潜艇在7点04分在距离3千米的地方发射了3枚鱼雷。不过3枚鱼雷有的没有打中,有的没有爆炸,里斯本丸仍没有意识到危险,继续航行,麦克雷格船长又命令发射了第4枚鱼雷。2分10秒后,一声巨响传来。麦克雷格通过潜望镜观察,并没有看到敌船受损,不过对方船只向右舷改变航向50度,前进速度放缓,最终停下。敌船升起好像“烤炉”的旗帜,开始向潜艇的潜望镜方向发射小口径枪弹。

  里斯本丸的首次警觉是在鲈鱼号潜艇跟踪它并发射鱼雷时,1枚鱼雷击中了右舷的煤仓。发动机停止运转,灯都熄灭了。在爆炸中并没有战俘受伤,但他们猜到发生了什么。少数几个在船上层的战俘被立刻赶了下去,舱门口来了更多的看守确保战俘都待在舱中。新森命令用防水帆布盖住舱门,并用绳子把帆布捆好。

  同时,麦克雷格在8点45分离目标近900米,再次发射鱼雷,又没有击中目标。他勃然大怒,非常肯定计算精确,没有打中是因为鱼雷运行不好。他命令鲈鱼号调整位置至离敌舰左舷船首900米的地方,9点38分,鲈鱼号从船尾发射了6枚鱼雷。向敌舰射击时,麦克雷格突然发现了一架飞机,于是立即下潜30米。大约40秒钟以后,他听到了爆炸声。2分钟后,飞机在潜艇周围投下3枚深水炸弹,这几枚炸弹并没有给潜艇带来任何损伤。鱼雷发射或许过早,后来里斯本丸上再没有人体会到被击中的感觉。

  鲈鱼号在10点收回潜望镜,飞机仍然在空中盘旋,不过麦克雷格无法看到目标。潜艇原地不动停留了两个半小时,麦克雷格在航海日志上写道:“估计敌舰沉没。”潜艇潜到海底深处,在附近停留了一整天,能够偶尔听到深水炸弹爆炸的声音。19点05分,天阴沉沉的,鲈鱼号解除警报,浮出了海面。42

  在第一次鱼雷袭击里斯本丸并击中后,日军逐渐平静下来,但是他们变得非常不合作。在漫长而艰难的一天里,船下层舱里的战俘们感觉船似乎在向右倾斜,但是日军对他们封锁消息。水、食物都没有了,舱门紧闭,舱内空气污浊。英国军官要求新森批准战俘登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使用厕所,没有获得同意。他说:“我们像喂老鼠一样喂饱你们,你们就像老鼠一样待着吧。”

  当天晚些时候,枞型驱逐舰久里号和货船东京国丸前来增援。由于里斯本丸的发动机不能发动,决定让船上的778名日本士兵登上东京国丸,让它拖着里斯本丸到达浅水区。日军部队转移之后,和田英夫中尉、新森翻译、里斯本丸船长京手茂讨论如何处置船内的战俘。和田认为自己手下的看守人数太少,不可能在转移工作中管理如此多的战俘。他的解决方法是保持里斯本丸舱门紧闭,把战俘留在舱中。而船长京手茂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舱内通风太差,而且如果再次遭到潜艇攻击会造成不必要的生命损失。直到21点,和田中尉做出了决定:战俘们要留在锁住的货舱之中,自己是战俘的责任人,不能让船长干预自己的决定。

  夜里,情况越来越糟糕,货舱开始进水,战俘们为了活命只得用水泵抽水,在缺少食物、淡水、空气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使用水泵抽水6下左右,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昏厥过去。10月2日4点,战俘们已经无力继续抽水了。很多患有痢疾、腹泻的战俘已经让整个货舱内污秽不堪。新森凭借邪恶的幽默感,打开舱门上的帆布,把一桶液体吊了下来。口渴难忍的战俘们急忙接过来,可是发现桶里盛满的液体原来是尿液。

  黎明时分,在里斯本丸遭到鱼雷袭击大约24小时以后,船体突然倾斜。很明显,船有马上倾覆的危险。船长要求允许所有人离开后弃船,但遭到了拒绝。在船舱里战俘们感到船停了下来,很可能拖绳断了。自己掌握命运的时刻到了。1名战俘自己制作了一把长刀,爬上梯子,设法打开了舱门,用刀划开帆布。斯图亚特中校组织了一个小队准备冲出去。豪威尔(Howell)和波特中尉仍然希望不要和日军对抗,他们和几名战俘从开口爬出去,走向舰桥,希望和日军协商,让他们把战俘从船舱中放出来。但他们发现日军几乎已经弃船,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日军发现战俘不由分说直接开枪,豪威尔中尉受了致命伤,其他战俘跑回了船舱。

  如果船彻底沉没,所有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不过当时所处位置海水较浅,这给了战俘们更多的一点行动时间。里斯本丸船尾沉没,触到了海底的沙洲,人们慌作一团。在甲板下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战俘冲出来的障碍了,他们割开帆布,蜂拥来到甲板上,跳海逃生,而日军在上方向他们开枪。后边的战俘境遇危险,海水已经开始灌入第3舱了。皇家军团中尉汉密尔顿(G. C. Hamilton)带领战俘割开帆布,搬走挡路的木材。他们尽可能有秩序地排成行爬出舱门,但是他们还是不够迅速,海水已经漫到了甲板上的出口位置,并灌了进来。很多人淹死,汉密尔顿听到了枪声,看到大约5千米之外有很多小岛,他跳入海中朝岛上游去。

  附近有4条日军的小船,绳梯挂在船侧随船身晃动,不过他们只援救日本人。如果有战俘想爬上船就会被踢下水去。幸好附近有几艘中国帆船和舢板驶来,否则所有幸存战俘都会被淹死。日军看到有战俘游到了附近的岛上,意识到自己的所做所为可能会走漏消息,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开始营救所有的幸存者。汉密尔顿中尉在游了半个小时以后,发现了一艘日本船在救援英国士兵,于是游了过去。有人扔给他一条绳索。接下来的3天里他和其他俘虏一起待在这艘巡逻艇上,身上披着帆布,就这样到达了上海。

  大约200名英国战俘设法逃出了日军的罗网,到达附近的小岛上。当地的中国人给他们食物,照顾他们。接下来的几天里,日本驱逐舰赶到,寻找逃脱的战俘。尽管如此,仍有3名战俘在当地村民的掩护下脱险,来到了重庆。

  10月5日,日军押着战俘来到上海码头集合,继续航程。最初的1816名战俘中有842人淹死或被杀死。这些战俘一个个被带上来,萎靡憔悴,衣不蔽体,部分战俘甚至在码头等待了3天。除了部分被中国人救助的战俘外,其他人直到第5天早晨始终没有进食。新森仍然继续折磨他们,让看守殴打那些不能集中精神的战俘。

  35名重病、重伤的战俘被留在上海,3人躲藏起来未被发现。剩下的936名战俘登上了4476吨的补给船新生丸。在登船前,新森命令战俘把私人所有物品统统上交,1名中士拒绝,新森就狠狠地踢他的睾丸。出海后,新森还向战俘们说,他们能够活下来实在让人失望:“你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死掉。”5名战俘在前往门司的途中死去。那些登上里斯本丸和后来乘坐新生丸的战俘中仅有40%等到了1945年并重获自由。43

  10月初,5名空军基地的工作人员和268名来自第14、28、30轰炸机中队的“专家”离开棉兰老岛的卡星战俘营,向北方徒步行进,前往博哥的港口。日军征召一批有各种特殊技能的人实施在日本的“特别”计划,战俘们以前就听说过相关的许诺。

  阿尔弗雷德•德莱赫(Alfred B. Dreher)上尉是第440军械连的指挥官。他领导的部队在戴尔山种植园待了很长时间,克雷吉多陷落后被迫投降。作为“专家”,日军把这些战俘聚集在一起,并让他们登上玉矛丸。这是一艘6480吨的客货两用船,建造于1919年,最初命名为米丸,现在这艘船归海洋汽船株式会社所有。船长130米,宽16米,单螺旋桨推进器,最大航速12节。玉矛丸在10月3日起航,3天后到达马尼拉。这次旅程战俘不多,并不拥挤,船上的条件也没有后来地狱船上的条件那么糟糕。战俘很快下船,步行到达比利彼得监狱。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又匆匆回到码头。码头上,德莱赫看到另外1000多名战俘登上另一艘船的情景。44

  关东军参谋长请求调派1500名技术娴熟的战俘到满洲机器株式会社。这是一座生产飞机的工厂。工厂附近建立了新的战俘营,以便让战俘在工厂里担任工人。日本方面希望工厂开业后在冬天之前开始正式运行,因此需要尽快把战俘运到。

  甲万那端战俘营里谣言四起,多数战俘以为他们会去日本,在那里的条件一定比他们在菲律宾的待遇好得多。那些本没有技术经验的战俘一夜之间都成了矿物工程师、飞机机械师。10月6日在马尼拉的第7号码头,日军集合了战俘营里31名军官和1930名服役士兵。他们登上了格拉斯哥拉塞尔公司建造、重5973吨的鸟取丸。这艘船现在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常在大连之外的海上游弋。鸟取丸长129米,宽17米,燃烧煤炭产生动力,单螺旋桨推进器能让船只以11节的速度巡航。

  大多数战俘都被塞进了两个大船舱里,很快船舱就满了。剩下的美国战俘被安置在甲板上,和下边船舱相比,他们的条件并不算差。陆军航空队二等兵西格蒙德(Sigmund)在秘密写日记,日记中他记录了这段经历:“人太拥挤,没法在两人之间塞进一张纸。”船舱里用水平放置的木条板分开,每个人头上的空间极其狭窄。木制厕所悬空而设,建在顶层甲板上。

  战俘们在港口等待了整整一天,船的钢板被晒得滚热,角落处的空气让人无法呼吸。上船后,很少有人能够及时走进厕所,就排泄了,船上臭气熏天。第228通讯部队摄影师约瑟夫•皮塔克(Joseph A. Petak)实在忍受不住臭味,挤到了船中央,那里直通开着的舱门,是一块风水宝地。早晨,大约1000名日本士兵来到了上层中心船舱。10月8日,引擎发动,船终于起航了。

  德莱赫上尉和从比利比得监狱来的战俘是最后一批登船的,所以他们被安排在露天的甲板上。吃饭时,日军给他们每人一个小纸盒箱,里边有3个小面包,不过面包的味道如同肥皂。德莱赫计算了一下时间,把食物发下去需要1小时20分钟,把水发下去需要45分钟。下边船舱里的战俘没法出去使用厕所,于是他们想出了应对之策,在角落里小便,因为靠近隔离壁的角落里完全不通风,没人能待在那个地方。有人不能及时爬上梯子使用厕所,只好在舱中央大便。人们移动时尽量避免满是大便的中心地带和滩滩尿液的角落。皮塔克也不得不放弃船舱中心的那块风水宝地。

  船内臭气冲天,在中心船舱的日军士兵也开始抱怨难闻的气味。皮塔克很奇怪日军是如何规划的,他觉得日军在巴丹的规划工作一塌糊涂,和在克雷吉多的混乱程度不相上下。奥唐奈的战俘管理工作更加糟糕,甲万那端的转移同样毫无章法。毫无疑问,日军不能更加迅速地占领菲律宾。皮塔克认为:“这些可怜的混蛋没有能力制定周密的计划。”

  皮塔克和他的表兄乔尼•厄本(Johnny Urban)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奋力爬上甲板,在靠近外侧护栏的地方挤出了一块地方。空气和阳光让人们精神一振。日落时分,战俘们排成行领取食物,每人一个布袋子,里边装的是几块糖和硬饼干,战俘们称这种硬饼干为“狗粮饼干”。每个人还领到了一杯水。皮塔克很庆幸自己爬了出来,晚上他睡在坚硬的甲板上,听到从船舱中不断传来呻吟之声。一个战俘要割腕自杀,别人阻止了他,并把伤口包扎好。已经有20多人死去,尸体被扔下海里。午夜过后,战俘中有人打架,日本看守威胁要向舱里开枪。夜里,凉爽的风吹过,夹杂着雨点落下来,多数战俘最终沉沉睡去。

  日出时,皮塔克醒了过来,他和乔尼与另外两名战俘交换了位置,让他们坐在了靠近护栏的地方假装做早餐:摊煎饼,倒出糖稀,仔细品尝每一口食物。周围的人以为他们疯了,都和他们保持距离。

  “早饭”后,皮塔克正想伸展一下身体,突然听到有人喊:“鱼雷!”他不知道鱼雷是从哪个方向发射过来的,他慌忙地向甲板四周张望,甲板上没有救生衣。

  第200海岸炮兵团中士安吉洛•赛克莱尔(Angelo H. Sakelares)只穿了一条小短裤高高地坐在绞车上,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他无动于衷,恬淡地看着鱼雷迫近。同样来自第200海岸炮兵团的下士科恩•芒西(Cone J. Munsey)也有类似的反应:“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我会坦然接受。”

  同一部队的二等兵华莱士•菲利普斯(Wallance R. Phillips)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逃跑,后来他回忆说:“后来一想,我觉得无所谓了。于是我去看鱼雷袭来的景象,鱼雷离水面很近,划破海面,水花四溅。有3枚鱼雷向我们射来,另外一枚远离我们而去。”

  皮塔克爬到舱盖上,向东望去,看到两道满是气泡的水线不断接近。右舷上的战俘开始争相向左舷逃跑。船上铃声大作,汽笛也尖声响了起来。日本士兵跑了出来。很多在船舱里边的人听到喧哗声,爬了上来,有些人留在下边船舱里。中士罗素•格洛凯特(Russell A. Grokett)和另一个伙伴坐在他们的木板条铺位上,看着其他慌作一团的战俘。他们决定打开并吃掉珍藏已久的一个罐头。如果落水,他们吃过东西后还能有一点力气。他们正吃着,有人喊道:“船要沉了,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

  甲板上,菲利普斯看到船长站在舰桥上,“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蓝色海军服,唇上两撇白胡子。他等着鱼雷分路袭来,于是他命令船转弯,退往分开袭来的鱼雷中间比较宽阔的海域,这样鱼雷就会从船两边掠过。”

  船猛烈地向左侧倾斜,当时,皮塔克觉得一切似乎都像是播放电影的慢镜头——鱼雷、转弯、混乱中奔跑的人群。他看到鱼雷划起的水线在左侧掠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战俘和日本士兵都为站在舰桥上的船长大声欢呼鼓掌,这位留着两撇髭须的小个子船长转过身来,向大家鞠躬致意。皮塔克非常吃惊,他说道:“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或许天上真的有神灵在庇佑我们。如果我找到那艘潜艇上的人,我一定要请他们喝一杯。”他记下了当时的时间,10月9日8点15分到8点30分。不过,当战俘们后来踏上地狱船的时候,或许会希望这次鱼雷击中航船吧。45

  当兴奋的情绪平复以后,日军把所有在甲板上的战俘赶回了船舱。情况变得甚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再也没有出现潜艇袭击的事件。皮塔克努力进入日军士兵居住的中心船舱,他曾经学过日语,现在想实践一下。他不知道自己闯入日本士兵住的地方对方会如何反应,但是他仍然准备努力一下和日本士兵搭话。结果他遇到的士兵人都不坏,他们觉得教一个美国兵自己的母语十分有趣。一次,正当皮塔克和日本士兵聊天、要香烟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回声在船舱里回荡。当一切都平息下来的时候,皮塔克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名士兵解释:“我们自己的兵里也有囚犯。”皮塔克这才明白日军还关押着一部分犯了各种罪的日本犯人返回日本。一名犯人抢下了看守的枪,为了避免回去坐牢而失去荣誉,他开枪自杀了。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死法。没有人默哀,大家返回各自的岗位继续忙自己的事。

  10月11日是艰难的一天。天气变坏,海面上波涛汹涌,很多战俘开始晕船。甲板上,巨浪打在船头,海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德莱赫上尉紧紧抓住栏杆坚持着。他们好像和船队的其他船只失散了,船的一根支柱弯折,船速只能达到五节。一名日本看守强迫他用手表换取一个煮熟的鸭蛋,在刺刀的威胁下,德莱赫上尉完成了交易。

  10月12日,鸟取丸到达高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船在港口停留4天,大多数日军都下船了,战俘们开始为了配给的食物争斗起来,因为每45个人才得到1/8盎司的牛奶,每30个人才得到一桶拌着海藻的米。乔尼•厄本身患疟疾、痢疾,病情严重,而且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皮塔克再次用日语向一名日本军官寻求帮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第二天,医院来人把厄本和另外3个病情严重的战俘抬走,皮塔克陪着他们来到了医院。

  鸟取丸在补充了煤炭和水之后,再次向北进发。航行到半路的时候,鸟取丸掉头回到了高雄,在16日很晚的时候停泊在港口。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发动机出了问题,可能在等待组成一支船队,可能在躲避美国潜艇,可能仅仅是因为日本方面制定的计划太糟糕。德莱赫看到玉矛丸和医疗船马尼拉丸停在海湾。

  18日,鸟取丸再度起航,在澎湖列岛遇到了风暴,恶劣的天气和波涛滚滚的大海让鸟取丸不得不停留8天。德莱赫境遇悲惨,浑身湿透,寒冷刺骨,腹中饥饿,身患恶疾,祸不单行的是他口中臼齿的填充物还掉了出来。他看见此前有3个人死去,一个日本军士自杀。10月27日,船终于开了,再次返回高雄。

  这次所有战俘都下了船,朝鲜工人上船全力擦洗、消毒。工人们私下谈论,认为这条船就是一个大厕所,他们很吃惊怎么能把人关在如此肮脏的地方。日军发给战俘们肥皂和水,让他们好好清洗一下。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多数人把头发剃光。他们努力把虱子从衣服、毯子上清理掉,尽管无法彻底消灭这些害虫,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清爽很多。而皮塔克此时得到噩耗,他的表兄在医院去世了。

  10月30日,鸟取丸再度出发。根据战俘们得到的最后消息,他们会在一个寒冷国度的工厂里工作。估计最可能的目的地是满洲(指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久以后,船舱里的情况又和从前一样糟糕,唯一的好处是当时所处地区属于温带气候,不再像以前那样酷热难当了。席莱纳尔(Schreiner)注意到痢疾和肠道疾病患者增多,他说:“有人在往水箱里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原因,一条脏短裤在里面飘着。”水箱清洗干净了,可是战俘们没有药物治疗那些生病的战俘。席莱纳尔说:“有几人死了,日军在死去的战俘脚上拴了一块铁,然后把尸体扔进海里。”

  德莱赫感觉好多了,因为他现在每天可以吃到两顿米饭和鱼汤,可是鱼汤里总是有虫子。对细节挑剔的皮塔克设法偷了一些洋葱,这些洋葱在战俘之间买卖,如同黄金一般珍贵。教过皮塔克日语的日本军士铃木幸之郎怀疑是皮塔克偷的洋葱,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他在为将来考虑。一天晚上聊天时,铃木说他和家人准备在战后去美国。

  他说:“日本会获胜。我们必须赢。日本太小了,中国已经住满了人,没有多余的地方。朝鲜…………太冷了。只有去美国…………日本历史很长,有3000多年,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存活下去。美国太年轻,不够聪明。我们会在美国建立殖民地。我们已经对未来百年规划好了,我们会去美国。”

  11月9日,鸟取丸最终在釜山停靠。大约14名军官、1288名士兵组成的一大群战俘领到了冬衣,然后乘火车到达满洲的奉天(即今沈阳)。其他人继续乘船行进,包括德莱赫所在部队战俘在内共约580名美国人被安置在后舱。在门司停靠之后,鸟取丸于11月11日来到日本大阪,船上的战俘被送到川崎和大森的化工厂和钢铁厂工作。50多人被留在了高雄和釜山的医院,大约30人死在船上,更多在奉天的战俘没能熬过寒冷的冬天。46

  其他船只装载着战俘从各个岛屿来到日本。16975吨重的龙田丸带着2000名劳动力于1942年3月12日到达威克岛。9816吨重的平洋丸在7月份把200名平民俘虏从威克岛带走。1935年建造重达1772吨的橘丸被用作医疗船,9月份到达威克岛,带走了200多名平民俘虏,9月20日起航,途中没有经历任何危险,于10月1日到达日本。

  日军在西里伯斯岛最南端把有特殊技术的人带到日本帝国本土,很多军官在4月份就被带走,现在日军询问望加锡战俘营里每个人的信息,大约1000人:25名美国人、235名英国人、750名荷兰人被选中,因为他们有特殊技术。为了回应战俘们对没有适应北方天气寒衣的抱怨,日军派出一队人马搜查附近地区荷兰人的家,清空所有的衣橱,把裤子、睡衣、热带穿的衣服、轻质衬衫,甚至围裙发给战俘,这群战俘穿着这样的衣服,活像“一群稻草人”。对于美国战俘和英国战俘来说,离开望加锡不是问题,可是对于很多荷兰战俘来说,望加锡就是他们的家,妇女哭泣的声音让他们感到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奥普•特•努特号和其他几艘船停泊在港湾中,其中最大的是重16975吨,长178米的运输船浅间丸,其巡航速度可以达到17节。这艘船在战前本来是一艘豪华客轮,有680名乘客的铺位,当时看来仍然给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英国和美国战俘被安排在三等舱里,但是荷兰战俘说服日军把英国战俘和美国战俘关在货舱里,因为英美战俘数量少,在货舱中他们会有更宽敞的空间。可是荷兰战俘的计划没能持续多久,英军战俘发现货舱里“比地狱更加酷热”,于是强行来到荷兰战俘的住处。即使没有床位,他们宁愿躺在通道上。荷兰战俘向英国军官抗议,可是英国军官告诉他们,如果不满意,就用武力把英国战俘扔回货舱,否则英国人绝不让步。他们知道,此时动武,谁都不会有好下场,双方最终只好在紧张的气氛中“休战”。

  各国的军官都分到了“特等舱”。海军上尉约翰•米歇尔中尉是唯一的美国军官,他和英国军官待在一起,11名英国军官共住6个铺位加上一个气窗。综合看来,他们的居住条件还算不错。迈克尔透过气窗看见了24名美国战俘就在自己下方的货舱之外,他们在通往上层梯子附近的升降梯旁边坐定。在这些士兵离开之前,迈克尔叮嘱他们一定要待在一起,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条船可能会遭到鱼雷袭击。迈克尔在船上四处寻找,看是否有救生衣。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他希望所有人能够再次从海中获救。

  10月10日,浅间丸跟随在一艘小型护卫舰之后在日落之前出发。第二天早晨,战俘们吃到了米饭和炖菜,而且食物味道不错。有时他们还能得到青葱,当时能获得这种食物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奢侈。当天气变差,海面波涛汹涌的时候,英美两国战俘从晕船的荷兰战俘那里收集食物。此后在望加锡的半年里,他们再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食物。

  甲板以下仍然很热,日军允许战俘到船首甲板处透气,在那里还有大量的水供饮用、洗浴之用。迈克尔和同屋的英国中尉杰弗里(Geoffrey)对一件事耿耿于怀:笼子里一只要送往动物园的科莫多巨蜥和他们两人共用盥洗室。饲养员喂给这只巨蜥的食物是活鸡,巨蜥的饮食要比战俘们的好得多。迈克尔回忆说:“那里的气味实在难闻,我们常常希望这个恶心的动物赶快死掉,然后把它的尸体扔进海里。”但这只巨蜥在整个航程都身体健康,而且越来越臭。

  有些战俘认为他们会在菲律宾停留,不过船没有停下,而继续以每小时15节的速度航行。气温开始变低,战俘们开始把出发时得到的衣服披在身上或者铺在地上。在即将到达前最后一天,冷风吹过航船,战俘们冻得瑟瑟发抖,无法入眠,通过舷窗他们看到船侧一座座冷雾萦绕的岛屿。10月23日,浅间丸在长崎附近的海上抛锚。第二天,有渡船来接战俘上岸。大多数战俘被送到福冈二号战俘营和日立造船株式会社。战俘都筋疲力尽、萎靡不振,根据布莱恩回忆:“第一年冬天由于肺炎导致大量战俘死亡,后来所有在长崎冬天里死去的战俘数量总和都不及第一年冬天的多。”47

  浅间丸在卸下战俘之后,迅速装上补给品驶向横须贺,然后驶往威克岛,并于10月最后一天到达。浅间丸在那里载上最后因为重伤或者重病未能成行的20名战俘。这些战俘只能食用糖和米饭,船上给他们提供这两样食物,并且把他们安置在游泳池。而后浅间丸到达横滨,这些战俘被送到大船战俘营。经过一个月的讯问之后,他们最终被送到善通寺战俘营。在威克岛留有168名平民,他们为日军加固工事,工作强度惊人,而且持续时间长,加之缺少食物与医疗措施,约45人在12月以前陆续死去。对于幸存下来的人,日军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个“惊喜”。48

  9月18日西丸在新加坡卸下的战俘被押到了印度部队曾经居住过的兵营。当时剩下的6个师的俘虏,其中包括英国第11、18师驻在樟宜。因为数万名战俘已经被运到缅甸和泰国,所以樟宜战俘营就没有那么拥挤,对很多战俘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而且很少见到日本看守。约翰斯顿中尉感叹道:“这是一个多么安详平静的战俘营啊!”最大的问题是在不同区域间行走,战俘必须由有时非常粗暴的印度锡克教徒看守押送。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在3个星期后宣告结束,战俘们接到命令,要做好准备迁往新的海外目的地。

  一些英国士兵加入了皇家空军战俘的队伍中,总量约810人。空军中尉彼得•李(Peter E. Lee)非常感谢以主人身份欢迎他们的第18师,尤其是分给他们最近从红十字会收到的包裹。这些战俘步行来到了码头。10月9日整个下午,他们顶着灼人的阳光坐在码头,目送一艘巨大的客轮离开。看守告诉他们,通过与英美两国平民交换,船上的日本外交官和战俘正准备返回日本。那艘船应该是从印度返航的帝亚丸。

  下午较晚的时候,战俘们登上一艘“巨大、肮脏、锈迹斑斑的货船”。这艘曾经属于英国的货船重约6000吨。日本医疗兵命令新来的战俘脱掉裤子,弯下腰。那些动作不够快的战俘头上立刻挨了棍子。在1200名已在船上战俘的笑声与欢呼声中,“玻璃棒塞肛门”的老把戏再度上演。船向新加坡航路驶去,晚上抛锚停船,10月10日早晨继续航程。在海上,日军告诉战俘此行的目的地是婆罗洲。

  李中尉觉得船上的条件比西丸好,不那么拥挤,不过各种设施要少些。饮用水很少,用于洗澡的水根本没有。被称作“爪哇一号党”的这810名皇家空军和步兵被安置在前部货舱里和甲板上。那些在上边甲板上的战俘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从船畔掠过,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船开始蜿蜒而行。食物变好了,不像上次航行中那样只有鱼头,如今偶尔会有一点肉。10月13日战俘们到达了婆罗洲的古晋,1000名战俘都乘坐以柴油为动力的驳船上岸。食物非常匮乏,战俘们不得不从红十字会所发的珍贵包裹中找东西食用作为补充。

  第二天,给船上装载补给品的工作仍然继续,饥饿的战俘看着成百上千袋的糖和木薯在面前经过,加之古晋“潮湿的湿地环境”,战俘们情绪低落。几个袋子掉下来摔破,里边的东西散落出来,这幅景象让一些人眼前一亮。这些空军、陆军战俘蜂拥而上争抢散落在地上的宝贝。婆罗洲战俘的总管须贺指挥官来到船上,向战俘训话,告诉他们在他管辖的地界上如何行事。战俘们对此并不吃惊。

  一天又过去了,船继续沿着海岸行驶。淡水极度缺乏,战俘的舌头肿得很厉害。有些人爬上蒸汽绞车,打开阀门舔从中滴落的水滴。有些战俘不小心被捉住,遭到毒打。船沿着能看到海岸的航线日到达米里。李称此处为“上帝创造的最后一片土地”。战俘们卸载板条箱、电池、油漆、工程设备,还有大约500个轮胎。第二天,船在铅灰色的天色下向北航行,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大雨滂沱,一天大部分时间战俘们不得不待在货仓之中。那些在这种天气里仍然出去的战俘遭遇疾风骤雨,船上的烟囱冒出的黑烟喷在身上,仿佛给他们穿了一层煤灰外衣。痢疾再度流行,呕吐和大便散发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9人死去,其中一个总是在护栏附近游荡,不断地注视着大海,后来再也无法忍受压力与恐怖,跳海身亡。军官对其他士兵说他是不慎坠海死去的。约翰斯顿说:“我们不想把他自杀的事实告诉其他士兵,这样会让他们的心情更加沉重。”

  在货舱深处,有人撬开了地板,进入装有糖、鱼罐头、肉罐头的船舱。食物很快就被吃光了,剩下的都装进了背包、口袋里。然后他们把船舱恢复原样,这再聪明不过了。

  10月19日,船在亚庇海滨停泊,远处地平线多米郁郁葱葱的基纳巴卢山。800名英国战俘被押到战俘营,关进聂帕榈屋顶的棚屋中。军官们被关进当地监狱中,每个长约2米半,宽约2米的牢房里关押2名军官。这些战俘在亚庇被关押了6个月。49

  10月份,日军依旧把战俘从爪哇运到缅甸。建造缅甸铁路主干线的工程就要开始,于是运往当地的人力相应增加。过去几个月以来,一支战俘部队在缅甸沿海岸线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肯•威廉姆斯在丹老码头工作,卸汽油桶。他感到备受侮辱,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他的战友曾经塞给当地人零钱,可现在“当地人塞给他雪茄”。他们不知多少次受到日军和当地人的暴打。脚气病流行,缅甸人为他们造好了棺材,进行了庄严的仪式,进行了“最终告别”和“临终关怀”。威廉姆斯说:“至少他们不必再忍受日本人残酷的折磨。”而且战俘无路可逃,有3名澳大利亚战俘逃走,被缅甸人捉住带了回来,日军把他们绑在树上枪杀,并按照每名逃犯200卢比的价格奖励了捉住逃犯的缅甸人。

  8月,部分“格林部队”士兵被用卡车从维多利亚角北部运到椰城,然后步行到丹彪扎亚,其他的士兵被一艘200吨重的沿海航船运到土瓦。拉姆齐的部队在8月16日从丹老到土瓦又一次经历了海上航行。这些战俘觉得这次航行比上次乘坐西里伯斯丸的经历还要糟糕,他们被迫分别乘坐几艘渡轮,其中最大的渡轮是501吨重的龙丸。战俘们只能坐在地上,下巴紧贴膝盖,由于人太多,大家纹丝不动,排泄只能坐在原地解决。241公里的路程航行了两天,直到航程快结束时日军才挂上尿桶。战俘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只得到了5盎司的面包片果腹,用威廉姆斯的话说,“这些面包能把肚子里的空间填满”。他们于8月18日到达土瓦靠岸,在那里遇到了“安德森部队”。这些战俘在土瓦修建机场、公路。威廉姆斯回忆说:“在那里管理战俘的日本士兵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他们常常殴打战俘,而且下手很重。日本士兵最喜欢踢的部位就是胯下,这样被打的人会感到极度疼痛。”两个战俘因为偷了一点肥皂几乎被殴打致死。

  日军阴晴不定的性格在11月第1个星期二表现得淋漓尽致。日军知道在澳大利亚人们非常热衷于赛马,于是日军提议进行自己的“墨尔本杯”比赛,甚至还准备了奖杯:一个带铜把手的抛光椰子壳。“冒牌赛马”开始了,比较强壮的战俘作为赛马,瘦小的战俘作为骑手。人们下了赌注,34匹“马”和34名骑手排成一列准备比赛。在第一个弯道处发生了碰撞,很多人倒在地上。经过了不知多少次拖拽、推拉、踢打、咒骂、欢呼,以100赔1的比率,一匹不被人看好的“黑马”赢得了比赛。赌注是卷烟,威廉姆斯说:“我们回到了水泥和木质地板房间的床上,结束了作为战俘来说比较欢乐的一天。”

  前期工作结束,战俘们在10月份准备好铺下第一根铁轨。在丹彪扎亚特,集中了旅长亚瑟•瓦力领导的战俘队伍,不过人手仍然不足。这项大型建筑项目还需要数千名劳动力。10月到11月间,每天都有很多满载战俘的列车从新加坡出发,沿着曲折的铁路来到班蓬。战俘来自河谷路、萨姆路、亚当园、樟宜的各个战俘营,所有战俘都是英国人,在泰国向西修筑公路。缅甸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人手。50

  这次所需的劳动力要从爪哇抽调。战俘被从一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很多战俘最终留在巴达维亚的拜希克战俘营。拜希克战俘营原来是荷兰军队的基地,后来战俘们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天堂,和樟宜、善通寺战俘营不相上下。美国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上的幸存者被关在拜希克战俘营,后来他们又迎来了第131炮兵团的士兵。因为他们也是美国人,而且他们有多余的衣服分享。10月初,日军表示需要人手,被俘的盟军军官拿出花名册,选派人手。

  两支队伍集合在一起,一支约有1500人,指挥官是澳大利亚中校威廉姆斯(J. M. Williams)。这支队伍的士兵来自第2团第2先锋营、第3团第2营预备役机械化运输营、第6营第2野战工程连、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还有部分荷兰士兵、轻型巡洋舰珀斯号以及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上幸存的士兵。美国部队有191人,指挥官是阿奇•菲茨西蒙斯(Arch L. Fitzsimmons)上尉。

  休斯顿号上的水手唐纳德•布莱恩(Donald C. Brain)听说要去新加坡,感到非常高兴。他曾经几次航行到过新加坡,觉得新加坡是个美丽的地方。然而10月7日,当战俘们从巴达维亚步行来到丹戎不碌港码头看到要载他们出海的航船的时候,大家都担心起来。根据布莱恩的回忆,那艘船“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因为他是最先上船的士兵之一,所以被塞进底舱部位,他说:“那里有成袋的谷子和各种杂物,由于潮湿已经开始腐败。而且舱里异常闷热、潮湿,充斥着刺鼻的臭气。”

  汤姆•费根(Tom Fagan)也对这次航行忧心忡忡。从码头上看,他以为根本没办法让所有战俘挤进那艘船,更何况人们还把货物运到船上。而凶神恶煞一般的看守推搡战俘,用枪托驱赶战俘,强迫他们走上跳板上船,看守“呼喝、吼叫,如同地狱里的魔鬼在生锈的巨大铁桶侧攀援而上”。没用多久,战俘们就被沿着几乎垂直的梯子塞进“充斥着老鼠的船腹深处”。

  这艘船是4574吨重的乾坤丸,归肯轮船公司所有。1500名战俘被分别安置在两个货舱中,每个货舱都有三层木制甲板,每层甲板上都搭建有平台,甲板上的空间高度仅够爬行,每个战俘的空间大约1. 5米长、0. 6米宽。布莱恩在最狭窄的底层,隔离壁和龙骨呈一定角度相连,海水渗进舱底。他找到装着腐烂谷子的口袋作为床铺。和平常一样,没有厕所,舱里的气味很快就让人无法忍受。费根表示:“舱里人身上的汗臭、尿臊,夹杂患痢疾战俘排泄物的气味,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

  战俘们在码头附近等待了36个小时,日军最终给了他们每人一些茶、一个饭团、一些黄豆汤。起初,有些人瞧不上这些食物,吃起了他们偷偷带上船的牛肉罐头,可是自己带上来的食物不足以果腹,而且战俘还需要水,但是没人给他们一滴淡水。费根回忆道:“人们梦中看到的都是甘甜清澈的山间泉水喷涌而出,大家眼前随时都是瀑布的幻觉。”日本看守却拿着橡皮管子浪费地到处喷水,折磨战俘。

  海军陆战队下士罗伯特•查尔斯(H. Robert Charles)经过一番努力,和他的战友詹姆斯•吉(James W. Gee)、詹姆斯•麦克恩(James McCone)一起上船,他们都是休斯顿号上的幸存者。麦克恩人称“口袋老鼠”,的确名副其实。他偷偷带上船来5加仑的桶,里边装满淡水,这些水挽救了好几个人的性命。他们3人尽量待在上层,这样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在底层,唐纳德•布莱恩坐在他的谷子袋上,听着不知何处传来的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舱里只有一个灯泡,用绳子吊着,随着船身晃动摇摆不定。在远处的角落里,依然一片漆黑,一名战俘说腐烂的谷子和大米可能会产生甲烷。

  查尔斯、吉、麦克恩3人尽量待在靠近梯子的地方,如果出现情况,他们可以迅速逃向甲板。听着巨大的螺旋桨旋转搅动海水和船体各处吱吱嘎嘎的声音,他们时而谈天,时而小睡,任由陈旧的货船乾坤丸在夜幕中缓缓前行。让查尔斯最担心的是这艘船单独航行,没有护卫舰,而且挂着日本国旗,船上没有水密舱,没有救生衣,一旦遭到袭击,必然死路一条。

  乾坤丸用了3天时间到达新加坡,于10月11日驶入码头。尽管航行条件极其艰苦,但只有一名澳大利亚战俘死亡,其他人都活了下来。战俘们下了船,步行前往樟宜。有些人以为在新加坡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事实证明他们错了。51

  4天后,第2批战俘离开爪哇,其中包括200名荷兰士兵,罗波斯顿(L. J. Robertson)少校指挥的第6营第2野战工程连的385名澳大利亚士兵,布鲁彻•萨普(Blucher S. Tharp)中校指挥的第2营、第131野战炮兵团的450名美国士兵,还有澳大利亚轻型巡洋舰珀斯号和美国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上的幸存者。这支部队的核心后来以“布兰奇第五党”的名字为人所知。

  第131团巴特利炮兵部队指挥部的无线电收发员凯尔•汤普森(Kyle Thompson)得知准备出发的消息,这时日军做出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举动:给了战俘国际明信片,并让他们寄回家里。明信片上印有事先写好的短文,其中有些地方有选项,由寄件人选择,比如,“我(很好)(不好)”,“我(在)(没在)工作”,“我和朋友在一起”等等。汤普森很高兴自己的家人终于能够知道自己平安无事的消息了。然而日军并没有马上发出这些明信片,汤普森的父母在1943年圣诞节当天才收到了1张。

  第131野战炮兵团的中士弗兰克•藤田(Frank Fujita)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是日裔美国人,二战期间被俘虏的日裔美军寥寥无几,他还是“消失”的第2营中的巴特利炮兵部队中的士兵。第131团的主力部队在巴达维亚被俘后遭到囚禁,日军把巴特利炮兵部队和其他战俘分开,用火车把他们送到苏腊巴亚关押起来,在那里他们和那些没有被送上乾坤丸的战俘暂时关押在一起。守卫又把他们分成两部分,分给一部分人红布带。藤田接到了红布带,系在胳膊上作为标记。他所在的部分准备前往日本,其他人准备前往缅甸。

  10月11日早晨,日军用轮渡把战俘们载到5813吨重的大日丸上,这条船最近已经作为战俘船把战俘从帝汶岛运到爪哇。藤田说,这艘锈迹斑斑的旧货船“好像随时都会沉没”。第131团的尤里乌斯•海楠(Julius B. Heinen)中尉解释道,日军有一种更加简便的方式填满货舱:直接把人推进去。如果货舱看起来满了,他们就用步枪枪托或者刺刀向货舱内距离他们最近的战俘戳打,这些人就会奋力挤进舱内人群之中,这样就会腾出地方让更多的战俘进去,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炮兵罗伊•奥福利(Roy M. Offerle)回忆说:“即使是罐头里的沙丁鱼,占的地方也比我们在那条船上的空间大。”

  休斯顿号上的一名水手赛尔顿•里斯(Seldon D. Reese)这样形容他们待过的货舱:从底部到头上的木架子大约0. 9米高,上方是另一层架子。战俘们蠕动着爬向角落躺下,因为实在太矮,根本无法坐直。他们只有在用厕所的时候才被获准走出货舱。里斯说道:“那里比地狱还要酷热,臭气扑鼻,天哪!那地方臭得让人受不了!”

  休斯顿号上的另一名水手小威廉•基辛格(William Kissinger)指出,这艘船是为了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设计的。他记得平台仅仅垫起了1. 2米高,每层之间仅有0. 6米的距离。基辛格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夹杂在最后一批战俘中登船,他处在货舱的中心位置,距离梯子大约1. 8米远,那里总是人来人往。不过他表示:“那里有一点好处,只要有新鲜空气进来,我就能呼吸得到,或者其他别的东西掉进来我也能得到。我们与主甲板相隔4个甲板的距离。”

  船上有两个货舱,前货舱与后货舱,容纳了大约500人。在他所在的区域,战俘们只能坐在别人腿之间的空隙里。这艘船燃烧煤炭,发动机房的热量通过隔离壁传过来。气候炎热,加上航船正在穿越赤道,战俘们估计舱内温度超过48℃。地板上满是活的虫子,一支日本骑兵部队的马匹就安置在战俘所在的货舱上方,下层货舱顶部是木板,木板之间的空隙达到2~5厘米,马匹的排泄物就直接倾泻在了下层战俘的头上。藤田患上了痢疾,不能及时爬上甲板去厕所,衣服都弄脏了。日军不希望病人把疾病传染给马匹,于是藤田和其他病号都被迫脱下裤子,把裤子扔进海里。藤田对此并不介意,他觉得能够待在上层甲板就是自己唯一的救命良药。

  汤普森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战俘身体状况不佳,很多人到新加坡之前就死去了。战俘们每天只有2次可以走出货舱,领取每天的1杯米饭。有人打穿了通往最近储藏室的墙壁,从中偷出大量干马铃薯,汤普森称之为“上帝恩赐的宝藏”。

  到新加坡的旅程持续了3天,但是这段痛苦的经历又延长了2天,因为大日丸在码头停留了2天才放出船上的战俘。穿过城市,日军用卡车把他们运到樟宜的兵营,那里和拜希克战俘营很像:混凝土地面,草草粉刷的墙壁,大开的门,没有窗户。在一段时间里,这座战俘营将是这些不被运往日本的战俘的家园。一些手拿轻便手杖的英国战俘担任营中的管理工作,新来的美国战俘觉得他们固执呆板,很快就学会了无视他们。另外,新来的战俘还知道了在他们到达两天前,威廉姆斯领导的战俘部队出发前往缅甸。52

  几天前从乾坤丸上下船的战俘在码头上排成行,看着从另一艘船“丸五”上走下1000多名印度尼西亚人,个个从头到脚敷了一层黑色的煤灰,几群人混杂在一起。休斯顿号上的鲍勃•查尔斯(Bob Charles)注意到这些印度尼西亚战俘的眼睛、耳朵、鼻孔,甚至皮肤毛孔里都是煤灰。这些印度尼西亚战俘来自帝汶岛,下船后被赶上了等待他们的卡车。荷兰医生亨利•赫金(Henri Hekking)也在这群战俘之中。他被日军单独提出,与菲茨西蒙斯上尉领导的美国战俘押在一起。在日军入侵帝汶岛时,赫金是东印度群岛荷兰皇家部队的医生,由于给宪兵队的一名军官治病,他逃脱了被枪决的命运。不过,他仍然不得不与妻子儿女分别,同一队当地的劳工一起前往新加坡。赫金说,印度尼西亚人很善良,他们第一次面对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当日军让这些人上船时,他们以为要为“大东亚共荣圈”工作。然而,他们被扔进满是煤灰的舱底,饥肠辘辘,遭人打骂。赫金看着卡车载着他们远去,非常悲伤,他觉得自己生存的机会就在眼前消逝。这些美国战俘越来越喜欢赫金,赫金也在后来的铁路工地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几群混杂在一起的战俘被带往樟宜,不过他们只休息了2天。10月14日再次被带回码头,登上另一艘航船:7005吨重的前桥丸。前桥丸制造于1921年,归南洋海上运输株式会社所有,当时由日本军队管理。那天早晨在繁忙的开佩尔港大约有6艘船只正在装船,原来供职于休斯顿号上的水手唐纳德•布莱恩认为前桥丸是一艘“颇为大型的日本货船”。像在乾坤丸上一样,布莱恩再次身处舱底,对此他非常不满。鲍勃•查尔斯和赫金也在船上,身处铺满稻草和牛粪的舱底。对于船将驶向何处,战俘们众说纷纭。

  船上大约有1800人,包括威廉姆斯率领的英国战俘、菲茨西蒙斯率领的美国战俘、荷兰战俘,还有一些日本士兵。战俘们被日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塞到一起,在船上的36个小时,战俘们只能挤成一团,他们觉得周身的汗水几乎要把身体煮沸。休斯顿号上的第131炮兵团绰号“鼻涕虫”的休斯顿•莱特(Houston T. Wright)几乎完全被“烤干了”。船向马来亚西海岸行驶,他觉得口中的舌头变得异常肿大。他有一个小水罐,看到上边有热水从蒸汽管接口处缓缓渗出,莱特想要用水罐接水。一名看守看到了,向他的后背狠狠打去。莱特以前曾经多次挨打,因此很有经验,知道如何在殴打过程中保护眼镜不被打掉、踩坏。看守离开后,莱特扶正眼镜,继续接水。另一名看守看到了他,再次把他打倒。而后莱特第3次尝试接水,又有一名看守殴打了他。“鼻涕虫”决定等晚上再去接水。由于试图接水屡次挨打,莱特的鼻梁断裂,几根肋骨被打折。忍着剧痛,他用手指把折断的鼻梁复位,他的眼镜在鼻子上架不住了,而且呼吸困难。莱特昏了过去,在朦胧中,他梦到了碧绿的草地,清凉的山泉,他觉得自己在生死之间的微光中挣扎,他希望自己死去,这样就会进入天堂。

  船上的条件和从爪哇到新加坡航船上的情况相似,不过食物的计划配给似乎好些。基本食物仍然是米饭、水淋淋的炖菜,在晚上还有一勺糖水。厨房的大桶堆在甲板上,里边有很多袋谷子和大米,那里自然也成了成百上千只象鼻虫和老鼠的乐园。

  澳大利亚皇家部队19团2营的罗伊•科恩福德(Roy Cornford)在5月份的时候并没有与部队待在一起,在乘坐前桥丸的航行结束后,他又和自己的部队会合。在那次旅程中,他在甲板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科恩福德看着澳大利亚战俘和一只他们偷偷带上船的宠物猴子玩耍。猴子在甲板上蹦跳玩闹,后来跳上了莱特试图从缝隙接水的一根管子上。管子温度太高,猴子尖叫一声,远远跳出去,不幸的是它直接跳过了护栏落入海中,科恩福德和其他战俘眼睁睁地看着猴子在海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猴子的主人十分难过。其他一些战俘本希望以后用这只猴子充饥,看着食物远去也都非常伤心。

  战俘们知道日军的承诺不实,物流配送水平低劣,所以很多人为这次航行作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因一头红发而被称为“热血”的亚瑟•班克罗夫特(Arthur Bancroft)曾经是澳大利亚轻型巡洋舰珀斯号上的水手。在新加坡,他搞到了一个红十字会分发的包裹,这也是他身为战俘过程中得到过的唯一红十字会包裹。包裹中有一罐浓缩奶,他和一个荷兰战俘交换,得到了整整一瓶水。瓶子在通往缅甸的航行中没有体现出价值,班克罗夫特把载他们的船称作“生锈的日本运载桶”,但是这个瓶子却成了他未来一年半里最珍贵的宝贝。

  前桥丸在10月22日驶入了仰光的港湾,战俘们终于出了船舱,看着远方的景色,猜测他们在什么地方。莱特也拖着身子挨上甲板,唐纳德•布莱恩叹道:“天啊,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有些战俘把布莱恩称作“机灵鬼水手”,不过莱特还是不知自己身在何地,于是他问道:“我们在哪里?”

  布莱恩回答:“缅甸仰光。我以前在这里生活过,我的爸爸是个石油商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住在仰光。”

  前桥丸停船抛锚,日军驱赶战俘下船,不过战俘们没有看到仰光的街景,他们的旅程并未止步于此。53

  战俘们立即被带到码头,踏上跳板,登上另一艘更小的船:3807吨重的山形丸。这是一艘1916年制造的货船,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大约150名澳大利亚战俘被留在当地,这些战俘中部分由于身患重病,部分被留在当地充作劳工。其余的战俘又被塞进货舱,由于空间不足,一些战俘只能待在甲板上,即使如此,山形丸还是无法容纳所有战俘,剩下的战俘只能乘坐更小的轮船继续他们的旅程。

  山形丸第二天起航,开始了横跨马达班海湾的短暂航程。科恩福德与会说英文的船员聊天,得知这条船与船员在战前曾经去过悉尼,而且受到过澳大利亚人的热情接待。所以船员对待他们很友善,给他们质量好的食物,甚至和他们分享自己的饼干。

  这次航程只持续了一天。10月24日晚上,山形丸到达目的地,放下跳板,战俘们下船,不知自己身处何方。他们沿着黑沉沉的街道走下去,来到一个铸铁大门前。看守向他们晃动灯笼,示意他们进去然后躺下。他们看到了一口井,向里边扔石头,判断里边有水。有人借给“鼻涕虫”莱特一个带把儿的桃子罐头瓶,有人做了一条长绳子。他把绳子系在罐头瓶上,放下井里打了几罐水,把水烧开,以确保水可以安全饮用。莱特等不及让水凉下来就喝了自己的那份,他肿大的舌头立刻恢复了正常,有人给了他一些浓汤,浓汤很美味。“鼻涕虫”莱特觉得自己的力气在逐渐恢复。

  夜里,战俘们听着远处风声吹过发出有韵律的声响,透过栅栏可以看到一座巨大宝塔的轮廓。东方的天空晨曦初起,狗吠声远远传来,人群中产生一阵悸动。

  詹姆斯•吉回答:“听说过鲁德亚徳•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吗?他写过一首名叫《曼德勒之路》的诗。”

  拥有男中音般嗓音的二等兵小弗雷德•奎克(Fred Quick Jr. )开始歌唱:“毛淡棉,宝塔旁,凝望慵懒的海洋,缅甸姑娘在期盼,伊人待我共徜徉。”

  战俘们坐着,静静地欣赏歌声,不久,天亮了起来,大家纷纷醒来,这些感到浑身僵硬、疲惫不堪的人们起身环顾四周。鲍勃•查尔斯、莱特以及其他战俘发现监狱中还有别人,有些人蜷缩在毯子下,有些人身上没盖东西仍在睡觉。战俘们发现这群人有人面容损毁,有人失去了胳膊或腿或手,他们意识到自己被安置到了麻风病区。战俘们不想再多待一分钟,不需要任何催促,他们迅速转移到火车站。当战俘们步履艰难地走过时,缅甸女人看见他们哭喊起来,偶尔有人塞给他们一些食物。在火车站,战俘们上了平板货车,被运到丹彪扎亚。

  10月23日,在山形丸向毛淡棉航行之时,另一艘船:4621吨重的货船神佑丸正在新加坡装载美国与荷兰战俘,一同运走的还有数千条铁路枕木。第二天清晨,船队离开了开佩尔港,但是不到24个小时,在驶离槟榔屿的时候,荷兰潜艇O-23在第3次巡逻时锁定了这支船队。潜艇舰长沃尔克伯格(Valkenberg)操作潜艇进入阵地,向看起来体积最大的船只发射了一波鱼雷。

  一枚鱼雷击中目标,沃尔克伯格宣布敌舰沉没,然后驶离现场。尽管神佑丸被击中,遭受严重损坏,而且船长一度准备弃船,但是该船并没有沉没。船上放下救生艇,各种漂浮物散落海面,其中有很多铁轨枕木。弗朗西斯•庞德和一名澳大利亚战俘、两名东印度群岛荷兰皇家部队战俘一起抓住了一根漂浮的枕木,在水中坚持了几个小时,后来被一艘拖船救起,送回新加坡。在新加坡,日军把他们关进了港口监狱,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1943年1月,在前往班蓬的火车上,他们又和本国同胞相遇。那些战俘也是神佑丸上的幸存者,现在他们乘坐火车前往曼谷,最终目的地是丹彪扎亚。

  “拉姆齐部队”、“格林部队”、“安德森部队”等数千名盟军战俘齐聚丹彪扎亚。在那里,海滨铁路线的支线向东南延伸。威廉姆斯的部队到达后被分成两组,分别是“威廉姆斯部队”和“布莱克部队”。奥普司若普(Apthorpe)的英国苏门答腊营、荷兰和美国战俘以及当地劳工都被集中在一起。总共大约有近45000名澳大利亚战俘、46000名荷兰战俘、500名英国战俘、200名美国战俘。根据“热血”班克罗夫特的描述,战俘们最后得知要去修建铁路,他们从西向东修筑,希望和从泰国班蓬方向朝他们修筑铁路的20000名英国战俘会合。54

  10月份,更多的战俘从爪哇被运走。空军上尉约翰•弗莱彻-库克(John Fletcher-Cooke)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陷入如此困境之中的。他来到马来亚在殖民行政部门任职,直到2月7日才加入了皇家空军。在新加坡陷落之前那段混乱的时光里,他是最后逃离的,在爪哇被俘。从4月份开始被关在巴达维亚的博埃格洛达克监狱里。10月21日,包括库克在内的120名皇家空军和280名英国战俘被带离监狱,乘坐火车到达丹戎不碌港的港口。等待战俘们的是5425吨重的吉田丸,这是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一艘货船。500名英国战俘挤在狭小的前货舱里。令人吃惊的是,日军居然又强迫荷兰战俘和爪哇劳工总计2200人挤进剩下的3个货舱内。

  库克回忆说:“舱内的情况无法用语言描述。”货舱边上搭着一行行坚硬的架子,头上的空间大约有半米多高。很多人只能坐在潮湿的甲板上,没人能够完全直起身子。两个陡峭的木梯子朝上通往甲板,武装的看守在甲板上目光朝下看着战俘。船停泊了一个晚上,酷热让人无法呼吸。据库克说,后来日军扔下来一袋面包,“人们就像野兽一样厮打争抢”,面包和人“都在脚下遭到践踏”。

  战俘们本来满怀期望,认为盟军很快就会夺回爪哇,可是现在他们正从日本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向其中心航行,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若干年内可能都不会获救。战俘们寻找积极的一面,或许他们要去有医疗设施的新地方,那里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热带疾病,或许没有喜欢殴打战俘的朝鲜看守。

  库克听到日本士兵在上边用日语大喊着发号施令,他知道日本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条约。日军对各种原则不屑一顾,他们在运送战俘的船上运输军队和战争物资。

  10月22日早晨,吉田丸起航出发,船体移动给前货舱带来一点微风,而后货舱由于被舰桥阻挡,依旧密不透风,很多人窒息。最后,日军允许他们登上甲板使用船边上的2个木制厕所,每次10个人。由于战俘中很多人都患有各种热带肠道疾病,第一天结束时这些人身上已经污秽不堪。船上有一个水龙头,不过战俘必须行动迅速,否则毫无耐心的看守往往会把战俘手中的水罐踢掉,下边的货舱里其他战俘蚁聚在梯子周围,垂死呼号。他们害怕日军以后禁止使用水龙头,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心果真变成了现实。

  战俘军官制定了一套食物分发规则,于是第二次分发食物时就变得有秩序多了,每个人都得到了至少一小块面包。库克认为,只要还会分发食物,饥肠辘辘的人总可以多等一会儿,而那些患痢疾的人不能等,那些要渴死的人也不能等。战俘每人每天只能得到3杯水。在酷热的货舱里,战俘军官请求日军拿开盖在舱门上的防水帆布,后来天空下雨,雨水淋湿了战俘们的皮肤,略微缓解了战俘们的干渴。

  在海上航行了3天后,船到达新加坡,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0月26日早晨,他们停泊在开佩尔港,战俘们在船上度过了又一个酷热的夜晚之后,才获得许可离船上岸。上岸时,有两件事给战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码头上用橡胶管子痛快地淋浴;而第二件就让人感到不快了,战俘们排成一行,脱下裤子,弯腰提臀,日军用玻璃棒塞进每个战俘的肛门,旋转后取出,放进一个标着名签的盒子里。码头上数百名苦力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表演”。同时,有人把吉田丸上的货物卸下,其中包括英国的布伦机枪运兵车。然后,命令战俘们回到让他们心惊胆战的船舱,度过了难耐的一晚。55

  第二天,战俘和劳工离船。战俘被带到消毒中心洗澡,把他们的随身物品用药物熏蒸消毒后,日军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让战俘们惊慌失措的是,当天晚上,日军再次命令他们返回码头,他们被装载到两条船上。包括萨普中校带领的第五队在内,大约1200人上了大日丸。大日丸从10月16日卸下战俘后就一直在港湾中等候。1100人登上了新加坡丸。这艘船于1919年制造,是一艘5859吨重的货船。新加坡丸刚刚从巴达维亚载了近3000名战俘,其中大多数是荷兰人,经历了8天旅程返回。大日丸的载货区仍然还有骑兵部队马匹留下的粪便。

  战俘们在10月30日乘船离开,不过吉田丸上的战俘并不是同一群人,博埃格洛达克监狱里的英国战俘大多数仍是原班人马,不过再次登船后本地劳工不在其中。船向北行驶,战俘们被关在令人窒息的货舱里,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像风传的那样前往缅甸参与缅甸铁路修建,而是向南中国海航行。在新加坡港口时,他们得知盟军潜艇正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袭击日本商船。

  11月3日船在西贡外的圣•雅克角第一次暂时停泊,这有些反常,因为船以前从没停过。在新加坡丸上,斯科特(E. R. Scott)中校要求让病号下船透气,日军断然拒绝。不久,大日丸紧急转向驶离。日军强迫甲板上的战俘进入货舱,并把它们关在货舱里24个小时。库克回忆道:“我们所在的货舱成了污水沟,而且在接下来的3天航程里一直如此。”

  在“一战”停战纪念日,大日丸上第一次出现战俘死亡的情况,这名战俘是皇家空军的格莱尼斯特(Glenister)。战俘要求进行安葬仪式,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居然答应了这个请求。有人做了英国国旗覆盖尸体,人们用国旗把尸首裹紧。战俘们在甲板上立正站好,一名佩戴着勋章、白手套、武士刀的日本高级军官出现在船中央,乐手跟随其后,旁边有4名日本士兵,手持托盘,托盘上放着牛奶、鱼、糖、日本食品。一名军官主持安葬仪式,乐手奏乐,尸体被扔进海里。军官们轮流向海里抛掷食物,祭奠亡魂。安葬仪式圆满结束。

  尽管战俘们对安葬仪式印象深刻,很多人仍然认为如果把祭奠的食物给格莱尼斯特一点,那么他就不会死,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安葬仪式了。库克自信对日本人的性格有所了解,向其他人解释说,日本人对死者非常尊敬,尤其是那些为自己国家献身的人。不过很遗憾,“他们对战俘毫无敬意,他们眼中的战俘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对战俘来讲,重新获得尊敬的方法只有死亡。”

  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接下来几个死去的战俘也获得了同样的礼遇。不过死去的战俘越来越多,那名高级军官就不再出现了,后来乐手也没有了,而后日军不再用食物祭奠亡灵。最后出席的日军代表只有一名懒散的看守,而且这名看守对整个葬礼过程显得很不耐烦。就这样,80名战俘葬身海底。

  在货舱里,库克和那些濒死的战俘说话,给他们以最后的安慰,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帮助他们。他被深深地触动,有些人放弃了生存的希望,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紧紧抓住生命的火花。所有的死者尸体都被用布紧紧包裹,沉入海底。

  中国南海近来天气晴好,日军允许战俘在甲板上行走。那些垂死的战俘、身体过于虚弱的战俘没办法爬上梯子,只能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舱内暗无天日,不少死者裹在自己的毯子里,数天之后没有被人发现。

  11月中旬,船队到达台湾高雄,斯科特中校再次要求让病号下船,这次日军同意了,他们可能担心回到日本后船里剩下的只有死尸。其他战俘也被带下船,在岸上度过了3天,这段时间里日军把死尸火化。第二天,大日丸上部分战俘共几百人作为劳工被留在台湾。上个月乘坐利马丸从马尼拉来的268名美国战俘,加上200名来自新加坡的各国战俘被带上船。另外,又有600名日本部队登上新加坡丸。

  11月14日,战俘被运往澎湖列岛。库克称那里是“台湾西边一群荒凉萧瑟的岛屿”。船在那里停泊了3天,等待风暴平息。船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不过这对于在货舱中始终处在冥界般幽暗之中的战俘来说没有影响。战俘死去海葬的事情继续发生。第4天,他们加入了一支有5艘舰船和一艘担任护卫的驱逐舰组成的船队,船上依然一片漆黑。一个会讲马来语的日本士兵告诉库克,在他们经过的这片海域里,美军潜艇已经击沉过很多航船。后来这名士兵又加了一句:“罗斯福不好。”

  战俘的食物一直非常糟糕,现在每个人食物的分量更少,质量更差。奥蒂斯•金看到厨师把大块的猪肉肥膘扔到海里时几乎要哭起来。无论如何恳求,日军都不会给战俘的汤里加上猪油。雪上加霜的是日军停止供水,对于饱受发热折磨的病号来说,断水的煎熬无法忍受。库克觉得船上的情况要比从爪哇到新加坡的旅程更差,他相信大自然总有办法抹去最痛苦的记忆,然而,接下来几天里发生的一切犹如恐怖的噩梦挥之不去。库克回忆当时的情景,人们被迫做出一些“骇人的举动”,“难以想象人类居然能够做出这样的行为”。有人跪在濒死的人面前,让他们能够喝到一点尿液。有些用剃刀或者金属利器割开血管,这样他们可以彼此吸吮对方的鲜血,不过,试图以这种方式解渴的人多数都死去了。有些人完全放弃生存的希望,觉得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日光,等待死亡降临。

  11月25日,船队到达日本门司码头,天气寒冷,战俘们都把自己紧紧裹在能找到的破衣服里。接下来又是例行的肛门检查,库克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觉得至少自己可以在干燥的土地上死去。回首往事,他觉得这次旅程绝对是自己战俘生活中“最严酷的时刻”。他所在的部队被日军与其他战俘分开,登上一艘渡轮渡过下关海峡。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体力行走,传言说那些无力移动的战俘被日军用刺刀就地刺死。英军战俘被带到因岛上的哈布战俘营。库克认为,他们所遭受的所有痛苦的原因仅仅是帮助在码头工作的日本工人振奋精神。56

  两条船上大约140名战俘死亡,280名战俘身体过于虚弱无法行走。日军把无法行走的战俘拖到岸上。然而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时间里,其中127人因为营养极度缺乏以及各种疾病死亡,其后果是导致大量劳力丧失,这种情况让日本陆军部不再沉默。12月10日一项命令中写道:“亚洲部队第1504号秘密命令。最近在运送战俘前往日本的途中,大量战俘患病或死亡,相当部分战俘由于在航程中不合适的待遇而无法工作。”接下来,命令要求负责运送战俘的官兵必须保证战俘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够胜任体力工作,因为死亡或患病的战俘对日本毫无益处。但是日军往往对这项命令置若罔闻。57

  从整体上看,战俘主要向北流向新加坡、缅甸、日本,10月份在各岛之间也有彼此交错的战俘流动。军官与专家从棉兰老岛的卡星战俘营乘船离开后,10月18日,剩下的美国战俘也被带离战俘营。他们乘坐敞篷平板卡车向北行驶到达博哥。

  卡尔•诺丁(Carl Mordin)是军需补给部队的二等兵,曾经在和平时期在同一条路上驾车行驶。他看到一些与自己相识的菲律宾家庭在路边静静地注视着卡车驶过,现在,他坐在自己的卡车上成了战俘。

  在博哥,大约1000名战俘登上一艘名为760丸的货船,船通过苏里高海峡,然后沿着棉兰老岛东海岸航行,路上没有护卫舰随行。诺丁回忆,大部分时间战俘可以在甲板上活动,“当时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南海清风吹过,我们觉得非常惬意”。战俘们每天吃两顿米饭,睡在相对清洁的钢制甲板上。诺丁曾经在书上读到过,棉兰老岛东部某些海域深度居世界之最,几乎达到11公里,他希望美国潜艇能在此处发动攻击。

  10月23日,760丸上的战俘在达沃北边的拉桑下船。战俘们背负沉重的包裹,被迫在毒热的阳光下行走25千米前往达沃流放营。很多人在中途晕倒,日军允许他们在途中一个水流缓慢的水龙头附近休息,装满自己的水罐。可是休息时间太短,诺丁前边等待接水的大概还排有15个人,日军就命令他们归队,继续前进。夜晚,明亮的月光照耀天际的时候,战俘们才到达流放营,他们口渴难耐,一拥而上向水龙头奔去。达沃流放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营地,战俘们必须自己种田取食。58

  另一队从吕宋出发的战俘也向棉兰老岛前进,这些战俘尽管没有登上床丸或者鸟取丸前往日本,但是他们有另一个机会离开甲万那端。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类似种植园的战俘营,在那里,战俘们会学习种植等各种技术。那里有锯木厂、碾米厂、农用器械,还有椰子林、鳄梨林、香蕉林。对于第26骑兵团里的运输部队军官唐纳德•威尔斯(Donald H. Wills)中尉来说,前往南方的确非常好:那里距离盟军部队要近1126千米。第31步兵团第131营的曼尼•劳顿(Manny Lawton)上尉也觉得去南方是个不错的想法。在大农场工作就会有机会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10月26日,战俘们乘坐火车到达马尼拉,在比利彼得监狱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步行来到码头。

  码头上等待战俘到来的是埃利埃丸,1920年由浅野公司制造,当时归南洋海运公司管理运行。威尔斯注意到船上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埃利埃”的字样,估计那里应该是船的生产地。他与数千名战俘被赶上船,菲律宾人被安排在前部井型甲板上,大多数战俘被安置在后边的甲板上。船于10月28日出发。和其他的航船不同,他们的船舱宽敞,每个人有足够的空间伸展四肢。天气酷热,不过舱门保持开放,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最让人惊喜的还是丰盛的食物:米饭、鱼,偶尔还会有腌牛肉,还有白菜猪肉汤。第27轰炸机大队的博特•施瓦茨(Bert Schwarz)上尉表示船上的伙食是他被俘以后吃到过最好的食物,他还记得米饭上的咸梅子极其美味可口。后来阿兰•麦克拉肯(Alan McCracken)海军中校生病时,船上的医生还给了他一罐菠萝汁和一些维他命。最不寻常的礼物可能要数一个腼腆的日本水手送来的一小瓶鲜花。日军的这些举动让战俘们觉得日本人的性格实在难以捉摸。

  尽管船上的条件比其他战俘船都要优越,但仍然存在不便之处。劳顿上尉注意到便桶是放在甲板上的几个大桶,没有盖子,每个桶的容量有5加仑。他决定在侧面清理装满的便桶,于是把便桶移到栏杆上,缓慢地把排泄物倒掉。一切都很顺利,可是片刻之后劳顿觉得自己腿部又热又湿,低头一看,他发现自己把桶内的东西倒进了船体一个勺子形状的突起物内,突起物和排水沟相连,又把桶内的秽物引了回来。劳顿膝盖以下已经弄湿,慌忙放下“挚爱的大桶”,暗下决心以后绝对不会再清理打扫周围的地方了。

  威尔斯中尉在露天甲板上睡觉,因为那里比较凉爽。一天晚上下雨,他才返回下边舱中休息。他能够找到的唯一休息之处是一间煤仓,在睡觉的时候,一些足有5厘米大的蟑螂飞来飞去,让人难以入眠。威尔斯学会了用衣服盖住头脸睡觉,不过他仍然能够感到这些蟑螂在自己身上蠕蠕爬动。威尔斯发现,战俘们吃了数日较好的伙食,腹泻的人数大大减少。这场航程持续10天,可是到了后期食物越来越少。战俘们打开了没有冰的冰柜,里边的鱼和水牛肉已经变绿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吃了这些食物,于是新一轮的腹泻又开始了。威尔斯中尉和塞西尔•勒布伦(Cecil LeBrun)上尉很在意细节,他们会清洗大米。依据日军的规矩,军官优先进餐,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通士兵的抱怨。

  埃利埃丸停在了菲律宾版奈道的伊洛伊洛,一些菲律宾囚徒在那里下船。然后船停泊在宿雾岛的宿雾市,其他菲律宾人在此下船登岸。随后埃利埃丸沿着棉兰老岛东海岸航行,绕过圣奥古斯汀角于11月7日停泊在拉桑。他们比从马来巴来前来的战俘们晚了两个星期来到达沃流放营。现在营地里有大约21000名战俘,威尔斯中尉仍然希望甲万那端的情况有所改善。

  虽然战俘们觉得这次旅程相对比较轻松,仍然有2人死亡。战俘们在10天的行程里伙食比较好,而且能够休息,但是流放营的日军司令官前田和夫对这些战俘的状态依然不满意。前田身材肥胖,头顶光秃,在给新来的战俘训话时说道:“战俘到这里是为了工作,不是坐在这里无所事事,白吃白喝。你们必须抛弃美国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学习日本人的勤劳与朴素。”他失望地看着战俘,又加上一句:“我要的是勤劳的工作者,不是行尸走肉。”59

  原“海鸥部队”幸存的战俘在安汶岛被分成两部分。起初,第21团第2营的1131名士兵和大约1000名荷兰士兵保卫这座岛屿,在1月份日军登岛入侵的时候,荷兰军队没有坚决地进行抵抗,日军轻松地占据了战略要点。而在拉哈保卫机场的澳大利亚部队则顽强御敌,让日军的“吴”号第1特别陆战队蒙受巨大伤亡。吉原指挥官阵亡,日军胜利后为了报仇泄愤,在2月份处决了相当数量投降的澳大利亚士兵,总计229人。其中被处决的官兵大多数来自B连和C连。其余从拉哈越过海湾在莱蒂摩尔半岛被俘的789名澳大利亚士兵始终不清楚自己战友的下落,直到战后他们才得知真相。

  澳大利亚和荷兰部队幸存的士兵被关进了唐拖依战俘营。战俘营中虐待战俘的事件比比皆是,而且食物粗劣、疾病横行,战俘的数量迅速减少。10月份,日军决定把患病的战俘转移,并且承诺把他们送到“康复营”中。25日,263名澳大利亚战俘和267名荷兰战俘被送上重2984吨的太古丸上。这艘汽船制造于1937年,后来被征用,改造成了炮艇兼扫雷艇。货舱上边覆盖着厚厚的板子和防水帆布,仅仅留有一块方形区域可以进出。重伤员进入第一货舱,其他战俘进入其他两个货舱。一名胖大的荷兰海军军官向太古丸船长抗议,指出船上没有一条救生艇,船长回答:“如果遭到鱼雷袭击,以你的体积来说,会浮在水面上的。”

  开始的6天行程里平安无事,战俘的食物出奇地好,有大米、甘薯、牛肉罐头、罐装水果。不过热带的气候让战俘们在货舱里几乎无法呼吸,尤其在一号货舱中,疟疾患者的排泄物让情况更加糟糕。储存的食物很快就吃光了,船到了中国南海,遇到了一场台风的尾部。11月4日,船长把澳大利亚与荷兰的军官召到面前,指着远处地平线处的一座岛屿说道:“那就是海南岛,那里有很多艰苦的工作等着你们。”

  15日,船在海南西南部海岸的巴克利海湾停下。战俘们居住在哈什战俘营,在不远处的铜矿和铁矿工作。3个月前,澳大利亚的“云雀部队”战俘已经从拉包尔被派往海南充当劳工,不过他们乘坐的蒙得维的亚丸被鱼雷击中。现在日军终于有了他们需要的劳工。海南岛属于热带岛屿,然而与岛上其他大多数战俘营所在的地方不同,这里更像是一片荒漠,到处是成片的仙人掌。从这里逃跑非常危险,附近有匪徒出没。60

  在地狱船的众多航行中,其中一次的航行过程多难多舛,战俘的最终命运都很悲惨。战争结束前,盟军对那次航行的事情一无所知。那是在9月末和10月中旬之间的一天,一支船队离开新加坡,目的地可能是拉包尔。号称“600枪手”的600名英国士兵登船,他们乘坐的船只可能是长良丸,那艘曾经载着温赖特将军及其部下离开菲律宾的船。船队还包括能都丸、相模丸、鬼怒川丸、驱逐舰松风号,另外还有2艘护卫舰,船队在9月29日离开新加坡。10月4日,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岛东北部海岸的勿拉湾,日军部队和马匹在此地登船。6日,船队向东航行,在爪哇的苏腊巴亚停泊,然后继续航程,10月19日到达拉包尔。

  另一份报告说大多数来自皇家炮兵团的“600枪手”直到10月18日才离开新加坡,于11月6日到达拉包尔。日军指派他们在布干维尔岛南方,肖特兰群岛的巴拉莱岛上修建机场。一名战俘在航行途中死去。

  自从10月19日就来到拉包尔的长良丸,与亚利桑那丸、东洋丸、山好丸、帝洋丸、百合丸、丰国丸、大井川丸、信浓川丸组成一支船队。“600枪手”在新不列颠的卡波科逗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次登船,其中有82人身患重病无法继续航行,被留在当地。

  船队的护卫舰有布雷艇白鹰号、鱼雷艇鹎号、驱潜艇(SC)16、扫雷艇(AM)15,在11月6日出发驶向肖特兰群岛。航行过程中遇到了飓风,不过船队沿着布干维尔岛北侧前进,航行速度适中,保持在9节。第二天,船队遭遇了美国潜艇,护卫舰发射深水炸弹,让潜艇无法进攻。恶劣的天气让船队暂时无法进入港湾,尽管如此,船队还是在11月8日安全到达肖特兰群岛。

  “600枪手”现在只剩下517人,日军把他们带到巴拉莱岛,岛上已经有中国劳工开始了机场建设工作。刚刚登上巴拉莱岛不久,一名白人战俘就因为不遵守命令被尾崎典子中校当场斩首。从那以后,战俘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最终存活下来能够见证当时情况的只有朝鲜看守、中国劳工和一些被俘获的日本人,英国俘虏没有一人幸存。61

  皇家炮兵团另一队战俘的命运比“600枪手”好些。日军选中大部分来自第155野战团的约1000名英国战俘前往台湾。10月末,他们离开了樟宜附近伯德伍德战俘营步行到达港口,登上已经航行过多次的英格兰丸。担任炮手的约翰•麦克尤恩(John McEwan)曾经在码头上做工,最近刚刚从这艘船上卸下运来的牛。他非常震惊,觉得英格兰丸简直是“锈迹斑斑的破桶”,船上油漆褪色剥落,只剩下“臭气冲天、充满老鼠、恶名昭著的船壳”。

  麦克尤恩说道:“看来我们得待在这个巨型棺材里旅行了。”在日军的打骂驱赶之下,战俘们登上了船。船上共有4个货舱,每舱250人。甲板上仍然有很多臭烘烘的牛粪,战俘们小心翼翼地前行。每个货舱中仅有一个很小的电灯泡挂在人们头顶。麦克尤恩和他的伙伴约翰•凯恩(John Kane)、“太妃糖”摩根(Morgan)不但要摆脱夜里在身体上钻来钻去的老鼠,还要对付5厘米长的蟑螂和贪婪嗜食的丽蝇。这次航行持续了两个多星期,3名战俘死亡。没有任何仪式,在看守们“快点、快点”的催促声中,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扔进海中了事。

  战俘们把在船侧面悬空而设的厕所称作“舞台”,因为战俘们方便的时候会紧紧抓住厕所,以免坠入海中,日本看守看着他们的窘相哈哈大笑,笑声不绝于耳。这种古怪新奇的厕所也有一个益处:四处飞溅的浪花可以清洗正在解手的战俘的屁股。

  英格兰丸于11月初停靠在基隆,可能因为很多战俘是曾经在矿上工作过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日军派麦克尤恩所在部队的500名战俘前往金瓜石铜矿工作,于是这些战俘滞留在台湾直到战争结束。62

  其他地狱船的目的地是日本。11月1日,日军从甲万那端战俘营中选出一些战俘准备实施另一项计划。日军问哪些人自愿前往,战俘们依据各自对“机会”二字不同的理解做出了选择:有些人愿意去执行任务,有些人拒绝前往。对第515海岸炮兵团二等兵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来说,结果毋庸置疑,自己必须离开:“我待在那里几乎要发疯,无时无刻不想翻墙逃走,不过逃跑不成就会被处死,所以我迟迟没有行动。当日军问谁志愿去做工的时候,我几乎要跳起来响应。”

  日军允许这些被选中的战俘带上少量的个人物品,然后让每个战俘都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其中包括一块直径5厘米、厚0. 6厘米的肉。尽管貌似微不足道,可是这是战俘们被捕以来看到的最大块的肉了,他们尽可能地细嚼慢咽,仔细品尝。战俘们乘卡车来到火车站,被塞进拥挤不堪的闷罐车,和他们在死亡行军途中前往奥唐奈战俘营途中的情形相似。第194坦克营军官欧内斯特•米勒(Ernest B. Miller)中校慢慢地咀嚼这片颇有嚼劲的肉片,快下火车之前才把肉咽下去。下车后,一名上了年纪的日本军官对战俘讲话,假惺惺地流下鳄鱼的眼泪,表示看着战俘们离开自己非常难过,并嘱咐战俘们要保重身体。他还说,战俘们要被送到日本,那里的待遇会很优厚,食物将非常丰富。米勒暗自冷笑,自己不知听过多少次这样的承诺,现在对这种胡言乱语只感到恶心。

  1500名战俘聚集在七号码头,有些人偷偷溜到仓库和船坞去看那里有什么货物。第4海军陆战队二等兵,24岁的罗伯特•哈尼找到了一包包的压缩鱼干。他和战友们偷走并吃掉一些,后来才知道这些鱼干是准备作肥料之用。米勒中校找到了堆积未加工烟叶的仓库,他和另外几名战俘偷了很多,把一片片烟叶絮在裤腿里边藏起来。米勒回忆说:“那是我抽过的最糟糕的烟叶了。”

  当所有战俘都来到时,日军带他们走出码头准备登船。罗伯特•戴维斯说道:“迎接我们的地狱船是长门丸,那是一艘旧货轮,颜色昏暗,毫无生气,船身庞大,它的存在玷污了马尼拉海湾湛蓝的海水。”戴维斯沿着跳板走上船去:“日本兵像驱赶牲畜一样把我们塞进货舱,每个货舱里装了550人,拥挤不堪,人们彼此紧靠在一起。舱里的温度不断上升,人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地狱船。”

  长门丸是一艘重5900吨、长117米的客货两用船,单螺旋桨推进系统,正常巡航速度为10节,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戴维斯听说长门丸的意思是“永恒之门”,暗想:“这艘船会一直航行到永恒之门吗?”

  战俘登船是深夜时分,罗伯特•哈尼是第一批登船的战俘,他进入了前货舱,觉得那里通风应该更好。但是最先上船就意味着要待在船舱最里边的角落里。一个陡峭的梯子靠着货舱后隔离壁延伸下去,舱底部是三层架子,舱中间放着一个大泔水桶,散发着腌萝卜的气味;另一个桶里装的是水,水桶几分钟后就被战俘们喝得底朝天。高处的灯光不能照亮底部,吊在货舱内的唯一一个灯泡同样暗淡无光。

  3个货舱,每个货舱里容纳了超过500人,这样的景象让戴维斯首先想起了地牢。舱内四壁树立着肋骨一样的木材,又让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巨大的鲸鱼吞入肚子里。眼前的一切让米勒回想起了看过的一部老电影,其中展示了西班牙船只运送奴隶的场景。货舱装满,再也没有容纳战俘的地方,这时大约1500名日本士兵登上上层甲板。米勒算了一下,1. 5米宽、1. 8米长的面积平均要容纳10个人。战俘们喊叫着要水与新鲜空气,看守出现在舱门处,威胁说如果不安静下来就要开枪。有些战俘一惊之下呕吐到了周围人的身上。当局面即将不可控制,暴乱将起的时候,日军会用绳子放下来几桶水,可是水实在太少,平均每人只能分到大约一茶匙的水量。

  长门丸在11月7日驶出马尼拉海湾。风平浪静,船队在大海上缓缓前行。突然之间在厕所前排队的人多了起来,可是厕所只有两个。哈尼所在区域的泔水桶每次有三个人同时使用,旁边还站了一群心急火燎等着方便的人。不久以后,泔水桶的边上、底下、桶周围的地上变得一团肮脏。后来战俘们的鞋子上、裤子上都沾上了屎尿,最后舱内整个甲板都非常污秽,连梯子都覆盖上了一层屎尿。必须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的战俘只好用饮用水洗手。哈尼回忆:“泔水桶很快就满了,不过身患痢疾和腹泻的战犯根本等不及。”整个货舱变成了一个大便池,哈尼觉得但丁在《神曲》中所写的地狱就是1942年航行中的长门丸。他说道:“在我的余生中,那次太平洋上的旅程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更加深刻,永世难忘。”

  当天下午,一名士兵出现在梯子上方的出口处,告诉他们准备倒掉泔水桶,在战俘们拎着桶爬上梯子的时候,桶内的脏物洒了出来。把泔水桶倒干净后,日军让10个人上去取米饭和水,然后他们沿着同一个梯子下来。大便与米饭混杂在一起!哈尼记不清楚在17天的旅程中是否吃过东西,但实际上他必然吃过。一定是对这段经历的强烈憎恶之情抹去了他那部分记忆。

  几天的航行后,除了食物戴维斯已经想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他变得精神恍惚,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可是对食物的幻想啮噬着他的心。战俘们谈论食物,可是越谈越饿。戴维斯和他的朋友里尔登(Reardon)和波特相约在战后一起开家餐馆。

  里尔登说:“中午吃牛排,我们也卖牛排。牛排、马铃薯、沙拉、蔬菜、牛奶、咖啡,所有只卖4角5分。”

  两天后,日军突然关上舱门,战俘们送回盛米的空桶被粗暴地扔进来,混乱中一名战俘被打掉了牙齿。因为潜艇攻击,舱门关了4个小时。战俘们透过船体听到炸药爆炸声,感到爆炸产生的震动,舰队扔下了深水炸弹,还能听得到甲板上的枪声。战俘们被关在货舱里,对外边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船里无路可逃。几个战俘由于缺氧身亡,哈尼也晕了过去。一名战俘一边给他扇风,一边在他耳边说喝下一大杯冰啤酒的感觉多清爽,哈尼这才微微睁开双眼。在11月11日到达高雄时,大约17名战俘死亡。

  长门丸在台湾停泊了3天,然后向澎湖列岛进发。在澎湖列岛,风暴让他们又多滞留了几天,再次出发时已经是11月18日了。下一站是地处台湾北部的台北,路上花了2天时间。然后开始了这次旅程的最后一段路。

  日军把盖在舱门上的帆布揭开,打开舱门,让清凉的空气进入货舱,舱内温度下降,有助于在穿过东部中国海时降低战俘的死亡率。这段时间里舱内生出很多虱子,这次旅程的最后几天战俘们悲惨地不停瘙痒。

  经过上海继续北上,触摸船体可以感觉到温度下降,沿着黄海边缘行驶,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毫不留情,船的最前部和最后部开始变得寒冷,让人难以忍受。原来战俘们把身体紧靠船壁求得一丝清凉,现在他们都尽量避免和船体接触。以前由于天气炎热战俘们尽量避免彼此靠近,现在他们尽量靠在一起保持体温。哈尼现在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问题了,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没有脂肪的身体保持一定的温度。罗伯特•戴维斯用《圣经》上的话语形容战俘:“人们衣衫单薄褴褛,瑟瑟发抖,1700名‘约拿’身处潮湿、漆黑的地狱深处。”

  长门丸最终于11月24日到达日本门司。戴维斯记不得上次看见太阳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第一次站起来走出舱门的情形,我们摔倒在甲板,如同鼹鼠一样眯着眼睛环顾外边的世界。”战俘们蹒跚着走下舷梯,这是他们数周以来第一次使用腿部肌肉,有些人几乎无法行走。日军在码头把战俘衣服脱光,用橡胶管向他们喷水,给他们消毒,注射疫苗。战俘们感觉像是到了天堂。

  米勒中校回顾这次航行,奇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恐怖的事件。战俘们的脸看起来很奇怪,似乎短短几个星期他们就老了好几岁。在被带到大阪之前,米勒最后看了一眼长门丸,不禁浑身颤抖。他希望看到长门丸倾覆、沉没,最终消失在水中。过去几周的经历仿佛一场从未有过的梦魇。63

  最后一艘从新加坡开往日本的船只于11月28日出发,第131炮兵团的弗兰克•藤田要再次踏上航程。他是萨普中校的部下系红布带士兵中的一员,在10月份他们从爪哇出发乘坐乾坤丸到达新加坡。上次他们没能成行,但这次他们要开始这段旅程了。藤田以为同一队的人会一起离开,可是萨普中校手下第五队的人大部分都留在了樟宜。

  出发前一天,一名军官设法用巴特利部队的薪金为美国战俘买了英式羊毛军装和平头钉鞋。于是战俘们衣冠楚楚地登上卡车,来到码头。在码头上聚集了被称作“C部队”的2213名战俘:500名美国士兵、563名澳大利亚士兵、200名英国空军、950名荷兰士兵。在罗波斯顿(A. E. Robertson)上校辖下的澳大利亚士兵来自亚当园战俘营。在那里他们修筑了纪念日军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战死的日军纪念碑,澳大利亚士兵莫伟恩•格洛瑙(Mervyns Gronow)表示,这份战俘营的工作后来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在那里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工作毁坏了一切…………我们有东西吃。我们还得到了南非红十字会的包裹。”

  这群战俘人数众多,他们要登上的也是一艘大船:横滨船坞公司于1930年建造的客船秩父丸,重17256吨,航速21节。1939年,这艘船转而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重新被命名为镰仓丸。1941年,这艘船被征用作为医疗船之用。日军把几艘大型班轮改造成护卫舰,镰仓丸于1943年进行了改造。

  根据巴特利部队的威廉•维萨吉(William A. Visage)的讲述,这艘船上载有日军从东印度群岛运走的走私物品。船上还有很多货物,所以战俘们不得不待在甲板上,船在热带海域航行的时候坐在甲板上的感觉非常舒适。藤田注意到一名曾经和他们一起从爪哇出发乘船,绰号“牤牛”的日本中士也在船上。他很吃惊,不知道“牤牛”究竟有多大权力,他曾经管理多名战俘。“牤牛”是个身材不高,粗壮结实的人,他身形笨重,如同一只大猩猩。如果战俘犯错,他一定毫不留情地痛打一顿,不过他手下的日本看守如果犯错,他也同样严厉教训。藤田就几次见到他当着战俘的面暴打自己的部下。

  穿越中国南海的航程很惬意,食物充足,天气舒适。藤田回忆说,最难以忍受的情况是船上明明有充足的淡水,可是战俘却只能分得一罐茶水,而且要凭借这罐茶水坚持直到台湾的7天航程。11月5日到达台北后,战俘想要多少茶水日军就给他们多少茶水。藤田说:“我们始终不能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向东北方航行穿越中国东海时,天气变得寒冷,战俘们披上所有能用的羊毛衣物,仍然不足以抵御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滔天巨浪拍打着船身,溅起高高的浪花让战俘们完全湿透,他们希望能够进入货舱躲避。战俘们没有多少毯子,食物也缩减成每天3舀米饭。维萨吉回忆,他们衣服湿透以后,脱掉衣服,只剩下短裤,紧紧地彼此依偎在一起取暖。美国战俘没有人死去,但几个荷兰战俘却罹患肺炎丧命了。

  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纪念日,镰仓丸在一个大城市的港口停泊。藤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经历的一切曾经看到过,别人告诉他这座城市就是长崎。藤田的父亲在1914年就是从这里离开移民到美国去的。藤田不禁暗想,在远处海滩向他们观望的人群中或许有自己的远亲。64

  最后的地狱船将在1942年离港。12月4日,11艘船分成3组从上海出发向南航行,这次行动被称为“6号转运行动”。B组有大井川丸、乾坤丸、极星丸、巴拿马丸,护卫舰是驱逐舰白露号,船队的目的地是特鲁克岛和拉包尔。5289吨重的巴拿马丸上载有130名中国战俘,船经过台湾、帕劳群岛、特鲁克岛。在特鲁克岛上这些中国战俘下船,日军像驱使奴隶一样让他们修建特鲁克岛上的防御工事。65

  太平洋全面战争的第一年,盟军方面看到了曙光。尽管没有大规模收复失地,却阻挡住了日本陆军和海军推进的势头。澳大利亚军队在巴布亚岛、新几内亚岛、卡可达一线、米尔恩湾让日军停步。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遏制了日军的前进势头。盟军在阻击日本的道路上虽然赢得了只有短短几公里的距离,但是产生的心理冲击非常巨大:日军一样可以被击败。

  日军开始相信战争的转折点是持续6个月的所罗门群岛战役。那场战役之后,日军的物流系统开始日趋恶化。所罗门群岛战役是一场运输战,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无力供应各个岛上的兵营补给。日军的基础建设不足以供应持久的战争,日本海军非常强大,拥有众多舰只,不过用于补给部队的商船数量不足。66

  商船数量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在1942年立即显现出来。据估计,日本需要约600万吨舰船以保证供给战争需要和民间需要。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拥有637. 6万吨运力,其中陆军拥有运力215万吨,海军拥有运力156万吨,民间运力266. 6万吨。由于各个部门往往目的向左,因此运力分散使得诸事不谐。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日本俘虏了很多盟军部队,缴获了不少船只,增加了34. 5万吨的运输能力。1942年,其造船工业为日本增加了36. 1万吨运力,同年日本丧失的运力为97. 8万吨,在年末日本可用运力总计仍有594. 2万吨。实际上1942年10月末,日本海上运输能力要比年初略高,但是10月份盟军的潜艇攻击和海上攻击增加,这才导致日军海上运力有了明显损失。尽管如此,日本海上运输实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不可小觑。67

  盟军对日本商船给予的打击并没有给日军带来巨大损失,持续损失商船数量相对较小,这给日本的战争策划者一种安全的错觉。日本的冒险精神常常让日本商船独自航行,一些较小的船队完全没有护航,有些船只在穿越数千公里的海面时不做迂回航行以躲避潜艇。尽管对数千战俘来说海上航行着实难以忍受,可是另外数千人觉得海上航行的经历令人满意,甚至让人觉得舒服惬意。日军此时还没有感觉到食物匮乏、燃油短缺、船运稀少之苦,也没有陷入被美国空军、潜艇在每一公里海面上追逐袭击的窘境。

  当时日本军方对海运并没有周密的计划,陆军、海军、民用船只往往不愿合作。船可能只前往一个目的地,卸载后返航时舱内只有压舱重物而不运载任何货物。威廉姆斯部队被运往新加坡时乘坐的是乾坤丸,下船后乘坐前桥丸驶往缅甸。大日丸运载萨普的部队到达新加坡。从爪哇来的战俘乘坐吉田丸到达新加坡后,登上了大日丸和新加坡丸。萨普部队中的巴特利部队并没有坐上刚才提到两艘船中的任何一艘,而是等待登上镰仓丸。尽管从菲律宾运送战俘更加行之有效,日军仍打算把战俘从拉包尔运到中国的海南,并且成功地从安汶岛把战俘运到了海南。日军把澳大利亚战俘带出拉包尔,把英国战俘从新加坡带到拉包尔。把战俘从摩鹿加群岛运出后需要把更多的战俘从爪哇运入。战俘们被从望加锡向北运到日本,同时部分战俘被从菲律宾北部运到棉兰老岛南部,有些中国战俘甚至被运到特鲁克岛。尽管看上去运输战俘完全是随机行为,实际上的基本路线条船前往朝鲜或者日本,10余条船前往新加坡或缅甸。战俘们被安排到工厂、磨坊、农场、船厂、矿场充当劳力,还使用战俘修建公路、铁路、机场。另外日军还在宣传活动中使用战俘。日军当时正在取得胜利,然而他们似乎并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当时日军的损失并不大。只有蒙得维的亚丸和里斯本丸这两艘地狱船被鱼雷击沉,而总计有54艘地狱船运送了49459名战俘。每次航程的平均时间是10天,大约2240名战俘死亡,死亡率为4. 5%,但后来的情况逐渐恶化。

  许多战俘挺过了陆地上的殴打、饥饿和疾病,但却死在了海上。在海上,他们或是死于敌军非人道的虐待,或是死于友军的鱼雷和炸弹。在欧洲战场中,也有很多战俘是死在海上的。1940年7月,德国U-47号潜艇击沉了1190名意大利籍和德国籍战俘搭乘的即将开赴加拿大的阿兰多拉星号,造成了800多人丧命。1942年8月,搭载201名澳大利亚籍战俘的意大利的尼诺•比克肖号,在从非洲前往意大利的路上遭到鱼雷袭击,船上的201名战俘中37人死亡。同年9月,搭载着800名意大利籍战俘的英国莱肯尼亚号邮轮,在非洲西海岸被U-156号潜水艇用鱼雷击沉。

  各交战国如能听取国际红十字会请求的话,这类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红十字会在努力促使双方国家达成一致意见,以确保战俘们在海上的安全。然而,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不愿意做出退让。1940年,红十字会建议双方避免袭击战俘船,至少战俘船的航行时间和地点要知会对方一声。对于红十字会的此项呼吁,一开始,英国不觉得自己在法律上及道义上有响应的义务。他们批判德军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想泄露自己的航行线路,并且在乘客运载上他们也不想同美国达成协议。此时的美国尚未加入战争。

  到1942年,局势发生转变。在地中海和远东战区,成千上万的盟军被轴心国俘获。在考虑到轴心国、同盟国同时存在误杀战俘的潜在危害后,红十字会重新提出议案。它呼吁双方确保船上备有足够的救生衣和救生艇,以及所有的运俘船要悬挂识别标记,并且船上禁止夹带军队和战略物资。但是,英国觉得如果船舰清晰标示并且公开宣布的话,只会使它们更易被捕获,所以再次拒绝了此议案。日军也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认为,船肯定会被击沉的,因为“敌人会认为比起拯救他们自己的性命或同盟国人的性命而言,击沉敌船更有价值”。

  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如此相互猜忌对方。不信任以及害怕失去某种战略优势,使他们对红十字会的建议不置可否。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反对案,即仅能由医疗船来运送战俘和被拘禁者。而根据国际法规定,战争中是禁止攻击医疗船的。同盟国对此方案表示反对,它不相信轴心国不会以医疗船作为运输战略物资和军队的幌子。意大利和日本对此同样关注,他们都反对增加同盟国医疗船的数量。他们是不会因为人道主义的原因而退让的,即便退让了也仅仅是巧合,即这一退让恰巧也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1942年11月,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攻击敌舰时,“考虑到攻击敌舰的至关重要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俘伤亡比较少,目前不应对此发布禁令”。这一指令只局限在地中海战区内予以执行。显然,盟军参谋长们没能想到,他们的这一决定对远东战区战俘们的命运起到了暗示作用。

  在太平洋,美军对红十字会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一旦与日舰开战,就会进行无限制潜艇战。比起潜在的好处——挽救盟军战俘的性命而言,在战略优势上的退让更要不得。日本则对红十字会的提案从不回应。一旦到海上,美日双方的战俘就只能各凭运气了。1

  如果红十字会没能就运俘船达成谈判协议的话,也许就无法协助救援工作了。1942年1月,美国和加拿大的红十字社团出面安排向远东战区派送食物包裹。同年5月,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典与日本谈判,交换外交人员和平民。直到6月份,美方租用瑞典籍船康谷拉号,船上装载了为远东战区战俘们准备的价值100万美金的救援物资。但直到同年8月,日本方面仍旧没有授予该船通行证,并且美方的租船合约也被取消了。与之同时,英国方面在互惠的基础上,尝试以梵蒂冈作为双方媒介来安排货物补给。比起美国与加拿大的外交交换方案,英国人的此次尝试并不见得有多么成功。

  然而,日本方面后来又接受了外交交换。第一次航行顺利推进。1942年6月,浅间丸在横滨搭乘美国外交人员和平民后,驶向香港,并且停在了香港的博寮海峡。大约有390名美国平民搭船离开了赤柱集中营。6月30日,它起航前往西贡和新加坡。搭载着636名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南美洲人的意大利籍邮轮维尔代伯爵号,随后加入了浅间丸的航程。两只船穿过印度洋前往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克斯。

  美国租用的瑞典籍邮轮格利普霍姆号搭乘着日本外交官,离开纽约。并且在同年的7月23日,格利普霍姆号在洛伦索马克斯与浅间丸、维尔代伯爵号碰头。格利普霍姆号上搭载了300吨食物、衣物、烟草和药剂,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认为,这是远东战区获得食物补给的一种方式。但是,此次成功交换却遭到了英国的批评,因为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对美国战俘和加拿大战俘的特殊待遇。英国向加拿大提出抗议,但是加拿大对此抗议置之不理。

  交换战俘历时4天,1300名美国人欢天喜地地搭上了格利普霍姆号。浅间丸和维尔代伯爵号在南非搭载上换俘而来的日本人和从格利普霍姆号卸载下来的大量物资。这些物资中,食物占了绝大多数。换俘后,格利普霍姆号开往纽约,而浅间丸和维尔代伯爵号则驶向新加坡和横滨。

  当这几艘船还朝着目的地行驶在海上时,日本决定撤走东京、横滨和神户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遭到宪兵队百般骚扰的英国使馆人员,被迫在7月30日乘上了龙田丸。在横滨港,他们像战俘一样,被锁在了灼热的甲板下面。其他的英国公民则被安置在了镰仓丸上。此次航程经新加坡至洛伦索马克斯,历时10周。尼尔号和纳昆达号在此与日方换俘。此次,日方换回了日方外交官员和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的成百上千吨的物资。坎特伯雷市依旧伫立在那儿。离开莫桑比克时,日方带回了871名日本公民和死于悉尼港的日本潜艇军人的骨灰。作为交换,却只有30名澳大利亚人、71名英国人和9名荷兰人得以返回故土。澳大利亚人觉得受骗了。他们释放了很多日本俘虏,但换回的澳大利亚人太少了,还有很多在新不列颠失踪的人下落不明。镰仓丸和龙田丸搭载着救济物资驶向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而尼尔号和纳昆达号则搭乘着被遣返者前往英国的利物浦。2

  由于英美对诸如谁应该供应欧洲战俘而谁又应该供应远东战俘、应该征用哪条船、谁应该提供什么物质以及是否要给钱之类的细节争论不休,导致进一步的救援工作受阻。加拿大通常扮演调节者的角色,但除了确保对加拿大籍战俘提供援助外,它对救援方案并不关心。到1943年,经苏联运送物资的方案被通过了。然而,美国想用特大吨位的船只运送,然而英国却想周期性地使用小吨位船只运送。加拿大提出折中方案,但是美国对这一折中方案并不热衷。之后,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同意此方案。同盟国内部缺乏合作,这是救援不力的主要原因。

  当日本方面同意让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收集配送的物资时,英国和美国却陷入了争论中。英国认为,物资包裹里只能配送食物和药剂,并且应该在多地卸货,以便于让所有的战俘都能用上。美国认为,物资包裹里还需包括衣物、香烟和书籍,并且希望包裹被投放到美籍战俘所在的营区。澳大利亚加入其中,要求苏联将救济物资给澳大利亚籍战俘们。最后,他们达成折中方案:物资包裹里食物优先,但是美国籍战俘将会获得美国供应的物资包裹,并且只要有可能、英联邦籍战俘将会获得加拿大供应的物资包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储备红十字会物资包裹的计划,推进速度慢得像蜗牛爬行一样,导致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盟军搁置了日军暴行消息的发布。经那些被遣返回国人员和一些逃出来的战俘们讲述经历、故事,日本人的暴虐方才被世人所知。1943年夏,3名从菲律宾逃回来的美国人,第一次将巴丹死亡行军告知世人。但是,由于害怕日方因此报复战俘,以及希望日方能够将格利普霍姆号上取得的物资顺利发放给战俘们,这些巴丹幸存者的经历被压下秘而不宣。1943年9月,邮轮搭载着日本侨民和14万袋食物启航出发。受逃亡战俘们带来的消息的影响,在最后一秒钟,救济包裹内加上了黄油、肉类、衣物,以及治疗维生素缺乏、疟疾和痢疾的药物。

  10月中旬,格利普霍姆号与帝亚丸在印度莫尔穆冈港碰头。双方在此换俘。然后,帝亚丸随即返程,途中将包裹卸载在马尼拉、上海和横滨。在马尼拉,比利比得监狱的战俘们帮助该船卸载货物。成千上万的箱子被堆放在码头上,这些指定给战俘的货物,其数量使日本人为之惊叹。不出人意料,这些物资并没有全部送给那些指定的战俘们。格利普霍姆号在开往远东的路上,走了另一条道。由于日本拒绝轮船进入香港和新加坡,所以,此次物资仅送达上海和马尼拉。在马尼拉,一些美国籍遣返人员被准许登船。在圣托马斯的平民拘禁中心,罗伯特•H•威格(Robert. H. Wygle)对选拔过程非常怀疑。在他看来,那些选拔委员会的人在挑选时,将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遣送回国。生病和年迈的人理应被遣送回国,但是登上船舱的人却是那些年轻、健康和富有的人。威格和他的家人被落在了后面。他认为,这些遣返人员都是心甘情愿的宣传员,他们告诉世人:日本乐善好施。“政治回报都是一件件物品,塞满了邮轮”,威格如此总结道。

  红十字会的包裹分配不均。在3年半的囚禁生涯中,一些犯人每年能拿到1个或2个救济包裹,有些人每年能拿到1个包裹,而有些人要一段时期才能拿到一小包。总体而言,北部的战俘分到了更多的包裹;然而许多毗邻印度的战俘——在分配体系末梢的那些战俘,从未见过一个救济包裹。在樟宜,格利普霍姆号离开后,美国人比尔•威辛格(Bill Weissinger)才明白按国籍分配包裹意味着什么。英国人负责分配事宜,美国佬们则排着队伍等待分配。与英国同伴比起来,这些美国佬所分到的包裹明显少很多。他们对此发起了牢骚,但在被展示给他们看的救济箱上,清清楚楚写着“仅供英国及其自治领战俘”。一名英国官员告诉他们,能拿到点东西就是你们的运气了。威辛格无言以对。美国人就此离开,他们对想出这么一个分配方案的“心胸狭窄”之辈,异常厌恶。与之相反,关押在德国战俘营内的美国人每周都能收到一个红十字会食物包裹,并且邮寄非常规律。而日本战俘营内的战俘们,只能拿到点日本强盗们抢劫完后的残渣。一位俘虏曾说道:“伙计们,我们正用每周满满一箱的物资来供养日本人。”¬ 3

  1942年夏,布莱克本旅的澳大利亚高级军官在爪哇被俘。日本人坚持要所有的俘虏都签署一份“不逃跑”誓约,但遭到拒绝。尽管日本人用减少口粮和其他事宜进行威胁,但布莱克伯恩却一直坚持不肯签署“不逃跑”誓约,直到7月4日早,日本人在拜希克战俘营周围架设机关枪为止。眼见战俘们性命不保,布莱克本和美国籍的塞尔(Searle)上校最后不得不放弃,允许大家去签署“不逃跑”誓约。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受胁迫而签下的誓约,是不受法律认可的。但美国人非常不高兴,在7月的第4天,他们居然不得不签署这么一份耻辱的东西(7月4日,美国独立日。——译者注)。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认为如果战俘们没了领导者就能少惹麻烦,于是杀害了所有的高级军官。

  1942年12月28日,74名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被带往丹戎不碌港。荷属东印度群岛前总督迟•万•斯坦克欧文(Tjarda van Stachouwer)以及一些指挥官也被塞进汽车。其他的平民和官员则被塞进3辆卡车。这些人只被允许携带被褥和行李箱。到达港口后,他们登上了丸六号,“一艘破败、生锈的”4000吨位的船。第25军的指挥官斋藤弥平太少将来看了看他们,送了些礼物给斯坦克欧文:蚊香、古龙香水,以及25根雪茄烟。斋藤和他们交谈,谈了谈他们的家庭,并说:“战争不是礼物。”

  在船上,他们待在负一层,这一层平台还住着两名日本士兵。他们发现,负二层的住宿条件是差不多的:很矮,矮到都站不直身,并且很狭窄,窄到都没法舒服地睡觉。但就是这样,一名官员还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本士兵身处同样的环境。没有愤怒。每个人的食物是相同的:米饭,一日三顿。”公共厕所是“木屋”。日记还讲到:“当众小便,这对某些人而言很难为情,极其脏乱。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汗水来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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